来源：《中国文物报》2013-8-2 悦读
袁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去年就听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王昌燧老师提到他正在写一本关于科技考古方面的书，我就一直有一种期待。此书于今年6月份正式出版，王老师当即送我一本。认真拜读完全书，深深地为此书中众多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观点所折服，在此一一道来，未免罗嗦，择其重点而论之，难以取舍。我觉得如果要对此书做高度凝练的话，可以概括为五个关键词，即执着、敏锐、科学、创新、团队。这里尝试着做一个阐述。
执着，自1985年开始，王老师就下定决心，投身于科技考古事业，他是现在唯一还活跃在科技考古一线、统揽全局的40后了。在将近30年的科研生涯中，王老师本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专注，认真实践和推动科技考古，其研究由点到面，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由国内到国外，在这段相当漫长的历程中，王老师经历的困难、困惑、误解、矛盾，非亲历者不能理解，非王老师不能承受。就凭这份执着，才有王老师今日的成功，就凭这份执着，才有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在全国科技考古界的地位，就凭这份执着，才有中国科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就凭这份执着，才有中国科技考古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可以说，几十年一路走来，王老师的执着，始终是带领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勇往直前的重要精神动力。
敏锐，通览全书，处处体现出王老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从起步时的选题独到，到全局在胸时的排兵布阵，从借鉴国外科技考古界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到在具体研究中制定切入点的成功实践，都体现出王老师的学术敏锐性。中国的科技考古与西方的研究相比，毕竟时间短，人员少，要在起步阶段及后来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发挥独到的作用，引起国内考古界的关注，得到考古研究人员的认可，逐步形成考古研究人员积极参与其中，给予指导、支持和合作，把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大格局中，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没有好的构思不行，没有精彩的实例不行，这个时候，学术敏锐性就是成功的关键之一，王老师在这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科学，科技考古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科学性，比如对研究对象的定义给予严格地界定，比如应用多种自然科学的仪器设备开展研究，比如对研究成果进行重复验证，比如对科学的推测进行模拟实验等等，这些“将今论古”的实践在王老师的书里比比皆是。需要强调的是王老师在研究中注重围绕一个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开展探讨，对其进行全面地科学复原，跳出“盲人摸象”的局限，真正做到了既有扎实的科学证据，又有全方位地科学把握。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严谨，自然是不在话下了。科学还表现在借助考古发掘的出土背景，考虑当时人为因素的影响，把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作为科技考古设计课题的边界条件，真正体现科技考古文理结合，开拓创新的特点。
创新，一个学科要发展，必须时刻牢记创新两字，在王老师编著的这本书里，就充分体现出科技考古所承担的创新的使命。比如在陶瓷科技考古中对陶器、原始瓷概念的界定、对低温陶器烧成温度的推测、对原始瓷起源多地的认识、对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的研究；在冶金科技考古中对中国的冶金起源、青铜器的产地与矿料来源、蚁鼻钱的制备工艺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在玉器科技考古中对古代玉器加工痕迹的显微分析、对玉器受沁机理的探讨及安徽凌家滩遗址古玉受沁机制分析；在建筑材料考古中对凌家滩遗址“红陶块”和山西陶寺、安徽尉迟寺遗址的白灰面研究、对尉迟寺遗址红烧土排房的建筑工艺研究；在生物考古中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回顾与展望、对吉林万发拨子遗址的猪骨、北京周口店田园洞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对甘肃西山坪早期秦人的饮食与口腔健康的研究；在农业考古中探讨三维重建在植硅体研究中的应用、新疆苏贝希遗址出土面食的制作工艺分析、湖北雕龙碑遗址出土器物残留淀粉粒分析；在有机残留物分析中山西绛县倗国墓地铜簋的残留物分析、新疆古代牛奶残留物分析；在盐业考古中长江三峡早期制盐业的研究、离子色谱法测定陶片吸附氯离子的含量、山东莱州湾双王城商代盐业遗址盔形器的残留物分析等等。以上这批亮点足以使此书称得上精品力作。
团队，王老师的这本书并不仅仅局限于收集他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他领导的整个团队的研究成果汇编。因为科技考古涉猎广泛，就像本书中提到的陶瓷科技考古、冶金科技考古、玉器科技考古、建筑材料考古、生物考古、农业考古、有机残留物分析、盐业考古等八章尚不能包括科技考古的全部，即便是每一章中涉及的内容，也不是靠孤军奋战能够出奇制胜的。建立团队开展研究是科技考古研究得以前行的关键之一。王老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术有专攻、团结合作、年龄有序的科研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有多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骨干教师，更有一批优秀的博士生参与其中，他们在多个研究领域开展探讨，收获颇丰。王老师是领导这个团队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不断攀登的优秀的学科带头人。
我与王老师相识已经有20年了。1993年我从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要我参加他主持的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多学科合作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团队。在一次讨论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座谈会上，我和王昌燧老师相识，当时他还在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记得在那次会上，王老师谈起国际上的科技考古研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让我感到这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后来考古研究所派我去参加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成立仪式，担任他们的副系主任。我在那次会上又和王老师畅谈，联系逐渐密切起来。我曾经和王老师合作，设计了中国农业、家畜和陶器研究的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待王老师调到北京，组建中国科学院大学（原名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我们的交往日益增多。他多次邀请我去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讲课，讲授动物考古课程或专题讲座。他是我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课题“3500BC-1500BC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技术和经济研究”的第三方评估组的负责人，对于我们顺利地完成该项课题起到了极好的促进作用。我们共同操办或主持过多次国际或国内的科技考古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取得较好的反响。我们共同培养过多位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都表现的比较出色。我们每年年初必定聚会一次，交流自己在研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长谈数小时。与王老师的长期交往过程，对我而言是深受启发、获益匪浅。现在王老师编著的《科技考古进展》得以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更多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可以通过阅读此书认识科技考古，学习科技考古，参与科技考古。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定能够促使中国的科技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壮大，继续为中国考古学的深入研究、走向世界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