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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 科技考古研究首次复现中山国贝壳画的方寸世界

  • 文图/陈典 审核/罗武干
  • 创建时间: 2024-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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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壳,这一源于大自然的神奇材料,自古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类的目光。数十万年的岁月里,人类与贝壳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其利用与珍视一直延续至今。贝壳以其多姿的形状、斑斓的色彩、细腻的纹理和迷人的光泽,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财富的象征,彰显着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又是宗教仪式中的重要道具,承载着人们的信仰与敬畏。贝壳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更是凸显了其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贝类与人类之间的紧密关系,不仅有大量文献资料作为佐证,还有各类贝丘遗址以及考古发现数量庞大的贝类遗存作为实证。这些贝类遗存从出土形态上可分为三类:一是保存状况较好,能够清晰鉴别出种属的鲜贝螺壳,通常作为食物;二是虽有一定程度的磨损,但仍能辨识为淡水贝类制品,如贝类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最后一类则是天然海贝,它们在古代主要被用作货币交换媒介。

        在众多贝壳的用途中,将贝壳内壁作为绘画基底的做法颇为罕见。其中,日本的“贝合”游戏便是一个鲜明的艺术实践例证。这一游戏在江户时代风靡一时,其独特之处在于贝壳的内壁上绘有与古典日本文学场景相呼应的图案,这不仅考验参与者的记忆力,更是一次视觉与文化的双重盛宴。此外,贝壳画的例证并不多见,比如北美洲科利尔县基马尔科(Key Marco, Collier County)发现有年代在公元700-1500年之间绘有单色人物形象的贝壳。值得注意的是,贝壳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中国的战国时期。

        令人惋惜的是,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珍藏的两幅贝壳画,竟成为这种悠久艺术形式的孤证。然而,由于这两幅贝壳画缺乏详尽的考古背景资料,关于其产地、创作日期及真实性的细节并无记载,导致学术界对其关注相当有限。这种局限不仅阻碍了我们对其艺术价值的深入挖掘,更限制了对其历史意义的全面认识。

        最近,山东临淄徐家村南墓地M32中出土的三组贝壳画惊艳亮相,犹如一道曙光,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寂与僵局,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这种非凡艺术形式的浓厚兴趣。这些绘画以其独特的风格效果令人瞩目,不仅生动逼真,而且融合了复杂的表现手法与细腻的观察力。它们的年代不仅早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所珍藏的贝壳画,而且为我们呈现了极其宝贵的绘画资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服饰风尚、仪式礼节、生活面貌、等级制度以及艺术风格。不过,当前的报告尚缺乏深入的科学分析,对于这些贝壳画所使用的颜料、制作工艺以及图像细节等方面,我们仍知之甚少。

        无独有偶,在河北地区也出土了贝壳画,与山东地区的发现相比,这些绘画在风格和制作过程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因受到埋藏环境的影响,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出土的中山国贝壳画图像遭到了严重破坏,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一系列精细的测试方法,仍成功对其画面进行了重建复原,并就颜料、工艺及其他相关问题给出了明确的解答。

        根据形态学特征,这两件贝壳在分类学上归属于帘蛤科文蛤属。该物种独具特色,其虹吸管较短,喜好在沙质底层进行浅钻活动,主要栖息于我国沿海的潮间带和潮下带。自古以来,这种贝壳便因其独特的药用和烹饪价值而备受珍视。两枚贝壳极有可能源自同一个贝壳个体,在中山国其他墓葬中发现有不少成对穿孔的贝壳,可佐证该判断。此外,湖北包山楚墓中出土有胭脂蚌盒,与这些成对贝壳的外观颇为相似。

        通过三维视频显微镜的观察,贝壳画的制作始于利用凸线精细勾勒和定位图像。这种类似浅浮雕的技法,被称为“减地”,其核心在于沿着轮廓线逐步刮削或磨平大片背景表面,以突显线条的立体感。通过持续的摩擦与抛光,线条被巧妙地凸起并逐渐变得圆润。这种精湛的工艺让人联想到在玉器雕刻中广泛应用的类似技法。在如此小巧而易碎的贝壳上完成如此复杂而精湛的工艺,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与凸起的轮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贝壳表面的某些区域更为凹陷,例如果树的纹理和一些衣物图案。这种凹凸有致的效果,加之颜料的层层叠加与贝壳自然弯曲的表面,使得绘画能够根据观察者的视角变化展现出纷繁复杂的细节。每一次仔细观察,都能发现新的惊喜,让观者在欣赏中感受到无尽魅力。

        通过综合运用X射线荧光与拉曼光谱,我们对颜料进行了深入的检测与分析,最终确定了贝壳画彩绘中使用的各种颜料成分。红色颜料,其鲜艳而饱满的色彩来源于朱砂;绿色颜料,其清新而自然的色调则是孔雀石所赋予;至于黑色颜料,其深沉而神秘的色彩则得益于炭黑的运用。而且,贝壳外侧一面仍可看到红色颜料的痕迹,但被泥土严重遮盖,不易分辨。这些颜料的选择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对色彩的精准把握,更彰显了他们在材料运用上的高超技艺。

        以防遗漏其他可能存在的彩绘,我们还运用了多光谱成像技术来细致捕捉画作中的色彩细节。通过最小噪声分离变换、使用像元纯度指数算法,我们在不同的颜色范围内成功识别出了六条特征曲线。除了先前分析中已经明确指出的四种颜色对应的曲线外,我们还发现了两条与表现出不同色调的土壤附着物紧密相关的曲线。尽管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并未发现任何隐藏信息,但所积累的数据无疑将为后续的图像复原工作提供宝贵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推测这些颜料中可能含有某种粘合剂,用以确保颜料能够紧密粘附于贝壳上。然而,由于贝壳的材质特殊,取样工作有潜在的损坏风险。此外,贝壳的弧度也极大地限制了便携式仪器(如红外光谱仪)在原位分析中的使用。由于样品及技术上的限制原因,本研究未能获得关于颜料粘合剂方面的深入见解。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克服这些难题,进一步揭示贝壳画彩绘的奥秘。

        贝壳上泥土的沉积对图像重建构成了显著的障碍,而过于仓促的清理又可能导致关键信息的丢失。在这个问题上,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展现出了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侵入式的手段,以深入探究样品的内部结构。当X射线光束穿透样品时,光电效应、散射和电子对效应等多种物理现象共同作用,导致射线的衰减。利用比尔-朗伯理论,我们能够精确地获取线性衰减系数的三维分布信息。凭借这些信息,我们将X射线强度的一系列信号转化为直观的视觉表达,从而生成能够描绘样品内部材料和结构的实时灰度图像。每一个点的厚度差异,都能够自然地对应到一个特定的线性衰减系数。通过精心布置样本并选取恰当的扫描参数,我们成功地避免了CT伪影的产生。最终,基于我们收集到的详尽颜料分布与组成数据,结合可辨的轮廓线条,我们成功重建了这两幅珍贵的贝壳画。不仅如此,我们还对图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例如,我们推测树木可能为油桐树。同时,我们还探讨了画中人物头饰和衣着与中山国其他出土文物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文物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

        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其他贝壳画开展了对比研究。淄博地区发掘的三组彩贝被精心置于棺外漆盒的北侧,显然承载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中山国出土的彩贝则仅被放置在墓主的双足之间,这种简约的摆放形式或许反映了不同的丧葬理念。进一步观察,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淄博徐家村M32墓中出土了众多珍贵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及其他器物,这些奢华的随葬品无疑彰显了墓主人非凡的身份和地位。相比之下,灵寿县青廉村M17墓的墓主则显得更为普通,随葬品寥寥无几。然而,从这两种不同的贝壳摆放方式中,我们难以直接推断出墓葬习俗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仰。有学者提出,古人认为贝壳能够保存灵魂、延长其存在时间并防止身体腐烂,这是因为贝壳的独特外形,象征着生殖力和创造力。此外,根据五行学说和某些神话传说,贝壳还具有引导墓主人灵魂通过冥河到达永生境界的功能。但这些解释仍显得较为模糊,未能完全揭示贝壳在墓葬文化中的深刻意义。

        结合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两件贝壳画,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首先,之前的研究者似乎都没关注到,所有贝壳画均展现了工艺上的一致性,都采用了减地技术。其次,用于绘画的贝壳种类相同,且大小相近,这足以说明贝壳材料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贝壳画的制作可能遵循着一个标准化的程序框架,从而确保作品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在题材上,这些贝壳画主要聚焦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场景,这些活动往往与贵族身份或仪式意义紧密相连,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内涵。至于颜料使用方面,这些绘画在人物面部和皮肤处都采用了红色颜料,这种色彩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总体而言,临淄徐家村南墓地与灵寿县青廉村墓地的贝壳画似乎同属一个时代,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颇为显著。相较之下,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贝壳画则呈现出更为细腻与饱满的笔触,流露出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风格,这或许暗示了其完成于一个稍晚的时期。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战国时期的中国北方似乎极为盛行,其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汉代。这些贝壳画不仅载体独特,而且题材丰富多样,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构图成熟精巧,因此具备了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贝壳画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仍备受欢迎的艺术形式的早期典范,它们无疑值得与漆画、帛画以及青铜、玉雕等相关艺术材料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以进一步揭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本研究相关成果近期已发表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SCI、A&HCI一区)。

        本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陈典特别研究助理(第一作者)和罗武干教授(通讯作者)、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张文静副教授(共同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王晓琨副教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文瑞院长和王会民老师合作完成。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罗武干教授课题组长期从事将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与科技手段结合的科技考古研究,综合解读古代器物与考古学文化,以期获取更多的考古学潜信息,致力于“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

        本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o. 20VJXG018&21BKG005)、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No. 21DTR046)、中国博士后基金(No. 2021M703163)、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18YYA02)以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的资助。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296207424000918?dgcid=author

图1:两件贝壳画的多视图

图2:贝壳画减地工艺细节

图3:不同颜料的拉曼光谱

图4:(a) CT 处理后的图像。(b) 线描图。 (c) 填充色块后的效果。(d) 基于部分想象的最终图像效果。

图5:(a) CT 处理后的图像。(b) 线描图。 (c) 填充色块后的效果。(d) 基于部分想象的最终图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