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我国黄土高原北部的陕北高原，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内蒙古草原游牧区域的过渡地带，自古就是多种人群交汇之地，物质文化面貌丰富。在两周时期，该地区的戎、狄等少数族群与中原政权的冲突不断加剧，游牧与农耕族群不断互动，相互影响，是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产生过程的重要地区。
目前，在陕北高原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其北部的榆林地区，南部延安地区的研究较少，尤其两周时期的遗址更为少见，尤其缺乏直接的植物大化石证据，使得延安地区两周时期的农业结构和先民对不同植物资源利用方式的具体内容尚未明确。
近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尚雪副教授课题组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对陕西省延安市觉德遗址进行植物考古学分析，探讨延安地区农业活动特征、了解先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生业经济情况。该成果发表于期刊《第四纪研究》（北大核心，CSCD）。
图1 觉德遗址及延安地区两周时期相关遗址位置示意图
经鉴定，觉德遗址两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包含15种，共1279粒，其中农作物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非农作物有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藜属（Chenopodium sp.）、地肤（Kochia scoparia）、猪毛菜（Salsola sp.）、虫实（Corispermum sp.）、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胡枝子（Lespedeza sp.）、直立黄芪（Astragalus adsurgens）、马蔺（Iris lactea）、大麻（Cannabis sativa）、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野西瓜苗（Hibiscus trionum）、苔草（Carex spp.）等。
图2 觉德遗址出土植物种子
本研究中两周时期的样品经过重量校正后粟占农作物重量百分比为84.8%，黍为15.2%，粟黍重量比为5.6。与黍相比，炭化粟种子在数量、出土概率、重量百分比上均具有较大优势，显示觉德遗址两周时期作物组成具有以粟为主、以黍为辅的特征。延安地区吴起洛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植物利用研究表明，先民在仰韶早期已经开始从事粟黍种植的粟作农业，黍占比高于粟，龙山早期粟比重上升，龙山晚期粟的比重超过黍。觉德遗址继承了延安地区自仰韶早期开始的粟黍农业种植传统，并且保持了龙山晚期之后以粟为主的农业结构。
农作物与非农作物的比例可以显示农业在先民生计中的地位以及农田管理的水平，杂草比例越高田间管理水平越低。觉德遗址的农作物种子与非农作物种子比例为6.6:1，该比例虽然小于关中盆地弓背崖遗址东周时期的比例，但是显著高于延安地区龙山时期遗址的数值，显示出其相对发达的耕作技术水平，觉德遗址的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农田管理水平在整个陕北地区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
图3 （A）觉德遗址与周边遗址农作物与非农作物比例对比图（B）延安地区各时期粟黍重量比
在非农作物方面，觉德遗址的豆科和藜科植物的数量和出土概率较为突出，这或许与当时的动物饲养行为相关。豆科中的草木樨是常见的牧草和理想的家畜饲料，胡枝子和直立黄芪也是优质的饲料资源；藜属植物可以作为家畜饲料或为人类食用。延安地区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显示，家猪始终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该地区占比最高的家养动物，其次是牛羊。虫坪塬周代遗址中猪的δ13C值与人相近，家猪摄入的食物可能是粟黍等C4类植物的副产物，同时家猪也很有可能被喂养了藜科中的藜属、地肤、猪毛菜等C4型植物，而豆科植物作为优质牧草被用于牛羊的喂养。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及鲁、晋、秦、郑、宋等国多次发生饥荒，为了生存下去，先民会选择桑葚、榆树皮、野生杂草等作为救荒食物，《诗·豳风·七月》中记载：“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一些藜科植物可以作为救荒食物，可能是作为饥荒时的代食物食用。
总体而言，陕北高原南部农作物与非农作物比高于陕北北部，显示出该地区农业在先民生活中占比较大，并且农田管理水平有所发展。这在人骨同位素上也有所反映，陕北南部虫坪塬遗址先民的δ13C值（-7.9‰±0.5‰）要高于陕北北部石峁先民的δ13C值（-8.4‰±0.1‰），显示处更强的C4类信号，摄入更多的粟黍等C4植物。陕北南部的农业种植模式与关中地区更为相近，一方面是这两处的农作物比例较高，另一方面从墓葬形式和陶器组合上来看，陕北南部与关中地区也具有更高的相似性。
研究论文发表在《第四纪研究》，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金丹，通讯作者为尚雪副教授。
全文链接：http://www.dsjyj.com.cn/article/doi/10.11928/j.issn.1001-7410.2023.0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