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方向性项目的资助下，我有幸与我国古陶瓷学界泰斗李家治先生合作，得益于李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获得了古陶瓷研究的高起点，在迅速洞察古陶瓷前沿领域状况的同时，发现学界关于陶器的概念竟然模糊不清。这样，于2005年，从陶化机制出发，将陶器定义为：黏土加水捏塑成形，持续加热达400℃左右时，黏土中结构水开始形成并逸出，至600℃以上并保温足够时间后，结构水将基本脱尽，陶器由此蜕变而成。
陶器概念厘清后，起初我并未联想到青瓷概念有何不妥，直至2008年德清窑学术研讨会上，耿宝昌先生关于原始瓷概念来龙去脉的回顾，使我意识到原始瓷的定义实无科学依据，纯属学术争论的妥协结果。而青瓷的概念则源自李家治先生的分析研究，他明确指出，浙江上虞出土、编号为H5的东汉晚期越窑青瓷残片“业已达到瓷器的标准”，其瓷胎的Fe2O3和TiO2含量分别为1.64%和0.97%，而烧成温度为1310℃±20℃。尽管这一观点为国内外学界所“公认”，但总感觉语焉不详，难以令人信服。于是，我指导博士研究生李文静和博士后陈岳对青瓷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发现，这一青瓷残片H5的烧成温度不仅远高于同时期其它所有青瓷的烧成温度，而且还明显高于列代王朝不同窑口的青瓷样品(据说有3个未发表与H5烧成温度相近的耀州窑残片)。至于H5瓷胎呈色元素Fe和Ti的含量，亦处于最低范畴。由此不辨自明，若认同李家治先生关于青瓷的概念，除几枚残片外，古代青瓷将不复存在。
图1 西周原始青瓷壶（左）和隋代青釉盘口四系壶（右）（出自《中国古陶瓷图典》（冯先铭主编））
既然原始瓷一词缺乏科学依据，而李家治先生关于青瓷的概念又全然错误，我们不由得深感责无旁贷，于是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青瓷烧成的物理化学过程为依据，经过反复分析和论证，终于明确了青瓷的科学定义：以瓷石(土)或高岭土制胎，表面施以高温釉，烧成温度达到1150℃以上的器物，即为青瓷。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青瓷定义的前两条，学界似无异议，关键是第三条，即烧成温度的界定。关于这一界定，我们的依据是，当烧成温度达到1050℃时，高岭土将完成玻璃化，并生成一次莫来石或γ-Al2O3，使之成为青瓷瓷胎。这就是说，青瓷的烧成温度下限可以界定为1050℃。然而，考虑到以往所谓原始瓷和早期青瓷具体的烧成温度数据，我们将这一界定人为提升至1150℃。即便如此，仍不难认识到，原始青瓷就是青瓷（图1），而我国青瓷的起源时间也将至迟提前到夏代。倘若东下冯遗址和陶寺遗址出土的原始青瓷能够证实为青瓷，则我国青瓷的起源时间还可以进一步提前。以上研究的相关论文发表在考古界权威期刊《考古》2014年第9期上。
论文在《考古》上发表后，感觉没有产生预期的反响。为此，在我的建议和邀请下，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主任Mark Pollard教授成为我们研究团队重要的一员。经过多年的合作和探讨，我们取得了两项新进展。一是借助硅酸盐材料的Tammann温度方程，求得青瓷烧成温度的下限为1040℃。显然，这与上述基于青瓷烧成过程物理化学反应的分析结论完全雷同，当我们再次考虑已有原始瓷和早期青瓷具体的烧成温度数据时，发现将青瓷的烧成温度下限提升至1100℃更为合理。二是当比较平均烧成温度时，倘若将东汉末年上虞出土青瓷排除在外，那么，所有原始瓷的平均烧成温度竟然高于所有早期青瓷的平均烧成温度。这一数据从一个侧面表明，所谓原始瓷与早期青瓷在烧成温度上没有明显差异。至此，所谓原始瓷就是青瓷，我国青瓷的起源时间至迟可提前到夏代，我们为这两个关乎华夏文化自信的重要结论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科学论证。
有关论文于2022年12月发表在国际科技考古重要刊物《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第46卷上，国科大博士毕业生李文静为第一作者，陈岳副研究员为第二作者，Mark Pollard教授和我为通讯作者。相信这一工作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