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院张佳静副教授的独著论文The Art of Compromise: New Maps in Local Gazette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折衷的艺术——晚清地方志中的新地图）近期在Isis第113卷第4期发表。Isis（爱西斯）是国际科技史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刊物，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科技史刊物，由科学史学科奠基人乔治·萨顿于1913年创办于美国。这是我国科技史研究者在Isis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重大突破。
张佳静副教授的论文给出了中国地图学交流史的一种新解释。
对于中西方地图学的交流，地图学史家们有两种观点：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国的地图绘制技术可能对14—15世纪的欧洲制图业有间接影响；同时，由传教士介绍进中国的西方制图技术，也影响到了中国地图学和地理学的发展。另一种观点以余定国（Cordell D. K. Yee）为代表，认为从16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的地图学很少受到西方地图学的影响，中国传统地图学向科学地图学的转变也没有像以往学者们认为的那么迅速；清代的地图学表现出一种两极化现象，西方绘图技术被清政府用于官方绘图，但在民间绘图中影响极其有限。张佳静的研究利用德国马普科学史所（MPIWG）开发的中国地方志检索工具（Local Gazetteers Research Tools，简称LoGaRT），以中国地方志中绘有经纬度的地图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解决这种冲突。
经纬度概念起源于古希腊，文艺复兴后被广泛绘制在西方地图上，成为西方地图区别于中国传统地图的重要特征。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绘出了经纬度，并将其概念介绍到中国。徐光启将西方地图中的“纬度”“经度”概念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北极高度”“里差”概念对应起来。直到康熙时期绘制《皇舆全览图》，经纬度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上。但中国民间层面对新的地图学知识例如经纬度，是否也接受呢？
目前LoGaRT中共收录了4410本中国地方志，其中包括图片70344张。作者对这些图片逐一进行浏览，发现绘有经纬度或标注经纬度值的地方志地图图片共1366张。这些地图来自49本地方志中，其中广东最多，湖南次之；从时间来看，将经纬度绘在方志地图上，始见于道光时期阮元主持编修的《广东通志》；其中有超过一半的方志成书于光绪年间；从地方志所载政区的等级来看，其中约一半方志属于县志；从地方志所载区域所属省份来看，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出现经纬度方志地图。
地方志中的经纬度地图与中国传统绘图方式“计里画方”关系密切，表现为四种模式：一、经纬网格与计里画方网格合二为一；二、共用纬线，计里画方网格上增绘经线；三、计里画方网格外备注某一地经纬度数值；四、经纬网格与计里画方网格共存。以上四种方式均保留了计里画方网格，又增加经纬度，显示出地图绘制者在接受新知识过程中，选择的一种折中且巧妙的方式，既沿袭传统又增加新知识。“西学中源”学说也为这些新式地图的出现提供了意识形态层面的保护，经纬度技术被一些学者标榜为“由裴秀首创”，采用经纬度绘图是一种尊古的表现。
方志地图中的经纬度数据得益于康熙、乾隆时期官方地图和测绘数据的公开，以及历算家根据官方数据进行的推算，清末的地图实测、西方地图又对个别数据进行了补充和更新。进入20世纪初，西方科学系统传入，新式学堂开设地理课程、测绘学堂讲述西方地图学、测绘学知识、绘有经纬度的地图成为商品，促使地方志中采用标准经纬度的地图也开始增多。
与普通方志地图绘制相比，经纬度地图绘制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所以懂得天文、数学知识的“畴人”成为重要的方志经纬度地图绘制者，例如李明徹、邹伯奇、陈澧、殷家俊等。清末，地图在军事中的地位凸显，清政府成立了地图测绘机构并要求各省开办测绘学堂，这些测绘学堂培养的人才，成为新的经纬度方志地图测绘群体。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从该研究可以看出：西方地图知识在中国民间层面的传播过程中，并没有遇到显著抵抗，相反因其新颖精准而在晚清逐渐普及。一些方志地图绘制者，尽管不理解经纬度概念，但还是采用了折衷巧妙的方式，将其绘制在地图上。
张佳静副教授致力于地图学史、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研究，于2018年开始与德国马普科学史所进行合作，将计算机技术与科技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数字人文角度对中国地方志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本研究是以上国际合作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