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6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朱建平研究员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为【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带来了题为《生生之道：从李约瑟难题到神农尝百草传说》的专题讲座。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于战国时期，以医学巨著《黄帝内经》的问世为主要标志。以辩证论治为特点的临床医学体系初步形成于汉代，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神农本草经》则奠定了中医中药学的基础。中医学经过晋唐两宋的积累、金元的争鸣、明清的多元发展，至近代已经成为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确切临床疗效、特色优势明显、东方文化底蕴丰厚的医学体系。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似乎对中医药是个例外，因为近代中医药并不落后，并没有被传入的西医药取代，相反一直流传至今，且有所发展。与西医相比，中医学将人体看作是一个自然体，秉持以人为本的生态医学观，看重“治人”而非“治病”。从治疗手段来看，中药取自自然生物体，讲究药食同源。此外，中医也看重非药物的手段，如针灸、推拿、拔罐、放血等，且相比于西医的外科手术，价格低廉。
然而，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医学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不容乐观，可谓内忧外患。进入现代社会，在逐渐丧失古典文化学习能力的过程中，中国人与传统医学的隔膜与距离更大了，以至于除了在少数传承人和专业学生眼里，中医俨然成为了一种玄学一般的存在。而与此同时，韩国正在对我们这一传统文化虎视眈眈。2009年7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韩国《东医宝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东医宝鉴》是摘录中医80多种古籍编纂而成的。另外，韩国还正在将国际上历史悠久的“汉医（中医）”的概念偷换为“韩医”。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从2011年起，朱老师及团队开始了中医起源研究的重要工作。关于中医何时以及如何起源的，向来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中医起源得益于人类学会如何利用火，能够将生食加工为熟食从而摄入更多的营养，减少疾病；也有人认为，中医来自于祖先对动物自疗本能的观察，正是祖先无数次的实践，才有了我们熟悉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等传说。然而，以上说法均停留在猜测和传说层面，缺乏实质性证据。因此，朱老师将目光投向了考古学。目前，他们已搜集完成近百年间中国史前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可能与中医起源有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共计2500余份，整理编撰成“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时期遗址之考古发掘报告资料库”及文献汇编，对其中与中医药起源相关的资料进行筛选，目前已筛选出200余份相关文献。另外，朱老师及团队还多次赴考古发掘遗址现场和博物馆进行实地调查及取样工作，从2012年起，他们分别对河北古邺城三台遗址、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田螺山遗址，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丰镐遗址等进行实地调查和开展了部分取样工作，并开展科技考古分析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其中，采用形态学研究、孢子分析与显微CT分析等科技考古手段与医史文献学结合的方法，从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的灵芝，这可能与新石器早期先民用植物药（中药）有关。
中医起源的有关科技考古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困难是出土的疑似植物药样品数量太少，且在埋藏过程中已经降解、变形，污染严重，针对这类问题，植物微体化石和残留物分析手段可为种属鉴定提供参考。此外，考古学家对中医相关的遗存还不够关注，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开展较少，往往会造成样品的遗漏或丢失，这就要求中医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充分聚焦中医起源问题，开展样品的综合分析、筛选，协同研究。
最后，在场听众积极提问，与朱建平老师就科技考古在中医探源工程中的应用等讲座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讲座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罗武干副教授向朱建平研究员赠送了【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宣教公益行动】讲座嘉宾纪念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