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镶嵌瓷按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镶嵌胎，是在素胎上戳印、刻划或剔刻出纹样凹槽，在凹槽中填入不同颜色的粉料，再施釉入窑烧成。包括绞胎镶嵌、戳印嵌粉、珍珠地划花、剔地划花嵌粉、黑釉剔花刻填和镶嵌青瓷等，大致流行于唐晚期至金代。另一类是镶嵌釉，是素胎施釉后在瓷釉上刻划或剔刻出纹样凹槽，在凹槽中填入与原有釉色不同的釉彩，再入窑烧成。例如唐晚期的黑釉刻花嵌白彩。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福康与张浦生先生的研究，以明宣德三鱼杯为代表的明清官窑红三鱼、红三果瓷器并非釉里红，而是“以单色铜红釉在剔釉露胎处进行填绘”，故称为“填红”。显然，按照上述镶嵌工艺分类标准，实际也可视为镶嵌釉，至于其是否与前朝镶嵌釉工艺存在传承关系，尚待考证。图1为部分中国古代镶嵌瓷实例。
图1：(a)绞胎镶嵌与戳印嵌粉瓷枕, 唐，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113047/pillow-unknown/；(b)珍珠地划花瓷枕，北宋，https://www.philamuseum.org/collections/permanent/221929.html；(c)白釉剔花填黑彩瓷枕，北宋至金，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40.50；(d) 填红三鱼高足碗，明宣德，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2713。
图2：(a)镶嵌青瓷净瓶，高丽王朝，https://www.museum.go.kr/site/eng/relic/represent/view?relicId=977；(b)镶嵌青瓷瓜棱瓶，高丽王朝，https://www.museum.go.kr/site/eng/relic/represent/view?relicId=958；(c)镶嵌加釉里红青瓷梅瓶，高丽王朝，https://www.museum.go.kr/site/eng/relic/represent/view?relicId=974。
图3：本文分析样品照片
镶嵌瓷曾在宋金时期有较大发展，在巩义黄冶窑、磁州观台窑、密县窑、登封窑、当阳峪窑、浑源窑、河津窑、界庄窑、定窑和耀州窑等窑址发现了多种类型的镶嵌瓷标本。密县窑、登封窑、当阳峪窑的产品在装饰风格上与观台窑类似，一般归入磁州窑系。可见，磁州窑系镶嵌瓷在宋金时期的影响不容低估。
较多学者认为，举世闻名的高丽镶嵌青瓷（图2）与中国镶嵌瓷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但后者是否对前者存在影响仍颇具争议。迄今已对高丽镶嵌青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相形之下，中国镶嵌瓷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样的装饰类型，所受到的关注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已有一些专题研究发表，但仅限于类型学描述。对于镶嵌工艺进行了初步推测，但是缺乏科学数据支撑。
图4：样品xq6细节特征
基于上述现状，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联合磁州窑博物馆等单位，利用光学显微镜、X 射线荧光、X 射线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与能谱等方法，对近期获得的7枚北宋时期的镶嵌瓷标本（图3）进行了科学分析。其装饰方法均属于剔地划花嵌粉，编号为xq1的样品出土于磁县冶子村窑址，其余（xq2-7）皆出土或采集于其他遗址。
观察发现，除样品xq2、xq3外，多数样品均同时具有镶嵌和化妆土装饰区，二者的材料形貌相似。xq6是其中尺寸和装饰面积最大的样品，为方格状的面镶嵌纹饰。图4所示红圈内可见部分白色镶嵌方格纹彼此连接，表明镶嵌料过多以致溢出了原有凹槽。蓝圈内可见部分白色方格图案明显有些残缺，表明该区域原有凹槽过浅，致使镶嵌料去掉太多，露出了凹槽底部素胎颜色。不难理解，这两种现象暗示，镶嵌胎瓷的制作过程曾包括一道刮去多余镶嵌料的工序。
图5显示样品xq4存在明显的化妆土向胎过渡的边界。剖面观察表明镶嵌料与化妆土形貌相似。左侧红框内展示了化妆土层向胎过渡的边界，有一高于胎表面的斜坡；右侧红框内展示了镶嵌料表面与胎表面持平。这再次暗示镶嵌过程中曾刮去多余的镶嵌料。
图5：光学显微镜观察样品xq4剖面特征
进而对比分析瓷胎、镶嵌料、化妆土的成分数据，不难发现仅Fe2O3和Al2O3在三者中的含量差异显著。具体说来，瓷胎Fe2O3含量介于3.01-4.99%之间；Al2O3含量介于32.83-36.93%之间。编号为xq1-xq6的6件样品，镶嵌料的Fe2O3含量在0.83-1.79%之间，Al2O3含量介于35.16-39.93%。与此同时，它们（xq2，xq3无化妆土）化妆土的Fe2O3含量落在0.89-1.83%之间，Al2O3含量位于38.93-39.87%。可见相较于瓷胎，化妆土和镶嵌料中Fe2O3含量较低而Al2O3含量较高，暗示它们的原料与瓷胎截然不同。而镶嵌料成分数据范围和化妆土重叠，提示二者材料相似。
图6为样品xq5的截面形貌，在扫描电镜下观察了有化妆土层(b)和镶嵌层(h)的两个部位。进行了能谱面扫描，包括多元素重叠(c, i)和单元素分布图(d-g, j-m)。分析表明这两区域均由三层组成，自上而下分别为釉、化妆土或镶嵌料、胎(b、h)。釉层的特征是其Ca含量高于化妆土和镶嵌料，而Al含量低于后者；化妆土和镶嵌料的特征是Al含量高于瓷胎，Fe含量低于后者。结果表明镶嵌料和化妆土的各项元素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对样品xq1、xq4、xq6、xq7进行对比分析所得结果相似。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认为前人对剔地划花嵌粉工序的推测十分合理，即：素胎表面刻划纹饰后，通体施以白化妆土，再沿胎表面将其刮去，以达到在刻划纹饰内镶嵌白色粉料的目的，最后，通体“罩”上透明釉，置于窑内烧制。
图6：电子显微镜与能谱面扫描分析样品xq5的剖面特征
随着公元12、13世纪中国与高丽的频繁交流，磁州窑系瓷器被大量出口到高丽。高丽镶嵌青瓷中将白色线条与图案镶嵌到灰色瓷胎上的装饰，与磁州窑系镶嵌瓷相似。而将白色与黑色镶嵌共同形成一个完整图案，堪称高丽镶嵌青瓷独到的美学特征（极少精美器物为黑白镶嵌加釉里红）。巧合的是，在磁州窑系诸窑址中也发现了属于公元11、12世纪的黑色镶嵌装饰瓷器标本，其镶嵌材料性质尚待进一步研究。
将本文磁州窑系样品镶嵌料成分数据与已发表的高丽镶嵌青瓷白色镶嵌料进行初步对比。在材质上，磁州窑系镶嵌料是典型的北方次生高岭土，TiO2含量高，K2O含量低。而高丽白色镶嵌料中TiO2含量低，K2O含量高，如图7所示。
图7：磁州窑系镶嵌瓷与高丽镶嵌青瓷白色镶嵌料的成分对比
根据前人的研究，中国南方的两种主要瓷胎原料均具有低TiO2和高K2O含量的特征，但在主量元素SiO2与Al2O3含量上却存在很大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烧成温度。其一是最常见的瓷石，SiO2含量高，Al2O3含量低；其二是高岭土，SiO2含量低，Al2O3含量高。根据韩国学者的研究，高丽青瓷、镶嵌青瓷，甚至白瓷的瓷胎，其成分均与中国南方的瓷石相似。然而，唯有高丽镶嵌青瓷白色镶嵌料的成分类似于中国南方的高岭土，这在高丽王朝的瓷器中是相当特殊的。由此推测，这种镶嵌材料很可能是高丽王朝的陶工为达到类似于磁州窑系镶嵌瓷的装饰效果而特别选择的。
不可否认的是，关于高丽镶嵌青瓷的历史，至今也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其雏形出现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9、10世纪，受到中国黄堡窑的影响。而其他学者认为典型的高丽镶嵌青瓷肇始于公元12世纪，比磁州窑系镶嵌瓷晚了约1个世纪。古代中国与高丽之间制瓷工艺的互动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基于现有资料，完全可以设想高丽王朝的陶工可能是参考了磁州窑系镶嵌瓷，才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镶嵌青瓷。
本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央高校科研基金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马丁博士为论文第一作者，磁州窑博物馆赵学锋馆长、北京大学姜晓晨阳博士后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教授为论文共同作者，罗武干副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
相关成果已发表于国际SCI/A&HCI收录期刊《Archaeometry》：http://doi.org/10.1111/arcm.12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