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用于梳妆理容的铜镜已然出现。作为生活用品，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能够鲜明地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时尚。铜镜的发展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勃兴，汉唐的繁荣，延续到宋元明清的流变，直至近现代方才被玻璃镜子替代。其传承演化，写就了中华物质文化史的灿烂篇章。
铜镜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只有贵族才能享用，进入汉代，铜镜生产达到高峰，更是成为一种必需用具而流行民间。随着汉帝国的崛起和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繁盛，文化沟通空前频繁。铜镜作为古代中外交流的重要历史物证，广泛流布于中亚、东欧南部、蒙古、西伯利亚，以及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泰国等地。正因为如此，关于古代铜镜的研究历来为东亚考古学家所关注，相关研究重点关注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以及铜镜的制作技术与工艺等方面。然而，目前对铜镜铸造原料以及一些特殊利用方式的讨论尚显单薄。故此，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副教授课题组通过对三个案例的具体研究，深化了科技考古视野下的汉代铜镜文化内涵。
弥生时代以降，日本先民逐渐生发出对镜子的崇拜情结。铜镜在日本九州地区发现较多，但是从来源上来看，基本上分为两大类：舶来品和本土仿制镜两大类。其中舶来品制作较为精致，纹饰精美。本土仿制品做工比较粗糙，纹饰模糊不清。考古学者对舶来汉镜的来源一直存在很大争议。而且之前已有日本学者发现铸造仿制镜所需的一大原料——铅矿石，并不来自日本本土，但是具体的铅料来源尚无定论。
图1：临淄铜镜铅同位素分析结果示意图
课题组联合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选取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内汉代铸镜作坊遗址所出的八枚铜镜残片，通过金相观察、SEM-EDS以及MC-ICP-MS等方法，获得了制作工艺、合金配比以及铅同位素等信息，三者均与长安、日本所出西汉铜镜非常相似。铅同位素方面，对比临淄出土的齐国刀币，发现三地出土的几乎所有西汉铜镜以及日本仿汉铜镜，都能落入胶东半岛招掖地区的铅矿背景数据。考虑到战国中晚期，各国铸币管控严格，而前人也有相关论述谈及这些齐国刀币应当是用齐国境内铅料所铸。并且，《禹贡》中也有记载：“海岱惟青州…岱畎丝、枲、铅、松、 怪石”，与招掖地区出产铅矿之情形相符合。故而，可以认为部分日本所出西汉铜镜应当主要是从齐地传播过去的。在齐人东渡的同时，不仅是生活用具，还有一部分本地矿料资源也被携带而去。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相关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支持。
该成果发表于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SCI,SSCI,A&HCI)
文章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520-018-0763-y
古代新疆是亚欧东西方文化、政治、经济交流的主要桥梁。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新疆墓葬中，往往存在着混杂的文化因素。到目前为止，在新疆地区通过正式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遗址有十几处。通过对铜镜样式及其流行年代的考察，能够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此地区西汉或东汉早期的铜镜多为残片。碎镜习俗常被认为是匈奴文化的一大特点。
无论贫富贵贱等级高低，匈奴墓葬中所出铜镜几乎全是残片。如有的铜镜出土时与其他梳妆用具一起放在精美完好的锦匣中，但铜镜却是残破的。又如俄罗斯巴彦南德要塞(Bayanunder fortress)中的一处住宅中出土过一把铁刀，在其旁边则散落着一些被其打破的铜镜碎片。还有一些铜镜碎片则显示出明显的灼烧迹象。位于察拉姆谷地(Tsaraam Valley)的匈奴皇家墓葬群中，一枚四乳四虺铜镜就是遭到故意击碎，并被加热到高温，然后在冷水中迅速冷却。这一毁镜习俗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学者们普遍都认为其种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宗教意义。此外，新疆地区出现的碎镜葬现象可能与当时匈奴向西域的扩张有关。
图2：Tsaraam谷地匈奴王室墓葬所出碎镜，明显可见灼烧痕迹
图引自(Miniaev&Sakharovskaia, 2008)
课题组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和硕县红山沟墓群出土的五枚碎镜样品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此五枚碎镜均未经过受热处理，且全都来自中原，从合金配比与铅料来源等角度也完全符合西汉铜镜的特征。红山墓群所在的和硕县，汉代曾有危须国，红山沟墓地的几座石堆石室墓很可能就是危须国的遗存。《史记》有载，武帝晚期危须国一度处于匈奴与汉朝的交替统治之下。与碎镜之同出的随葬品包括陶器、木材、青铜器、铁器、装饰品、骨头等。其中，弓、箭、箭袋等器物体现了游牧文化的因素，木盘、木梳等器物则明显具有中原风格，反映了汉物质文化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铜镜在西域不再显得稀缺。更为重要的是，新疆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铜镜碎片。有理由相信，汉朝在西域取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之后，加强了地方控制，受到匈奴文化影响的碎镜葬俗便因此逐渐消失。
图3：红山沟墓地出土残镜铅的同位素分析结果示意图
该成果发表于期刊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Plus (SCI)
文章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40/epjp/s13360-020-00355-2
铅料的流通一直是青铜时代考古学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关于汉代铸镜产业的铅矿来源转变，目前并未有过详细讨论。日本学者曾通过日本出土的两汉铜镜，推测铸镜产业所用的铅矿在两汉之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西汉铜镜所用的北方铅矿转向东汉铜镜所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铅矿。然而，这种基于朝代更替做出的分类太过理想，事实未必如此。
图4：南阳铜镜铅同位素分析结果示意图
课题组联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选取南阳市区出土的五面铜镜（战国晚期到西汉早中期）进行科学分析。将所得数据与长安、临淄以及日本出土的两汉铜镜比较，发现其工艺水准与合金配比差异均不明显。但是，南阳铜镜的铅同位素数据却有很大跨度，铅料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两枚所用铅料应当来自北方地区，很可能就是使用了南阳盆地出产的铅矿；另外两枚的数据落入东汉铜镜范围，所用铅料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一枚数据更加极端，所用铅料可能来自更南方的地区。
这一认识首先打破了以往对汉代各地铸镜产业所用铅料来源趋同的固有认识。其次，也反映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铅料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被中原铸镜工坊所使用。其中，南阳作为西汉“五都”之一，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周边水系发达，对铅矿原料的周转流通起到了关键作用。至于为何日本出土汉镜会在铅同位素特征上表现出具有明显的时代区分，一方面或许是已有数据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可能是铜镜向日本的传播过程并非连续，中间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停顿。
该成果发表于期刊国际Current science (SCI)
文章链接：https://www.currentscience.ac.in/Volumes/118/09/1442.pdf
附注：以上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2019-Y954026XX2）、国家留学基金（CSC NO.201904910738&20140491019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41471167）以及中科院科技史青年人才研教特别项目的资助。三篇论文第一作者均为陈典博士，通讯作者均为罗武干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