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1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邀请，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赵志军教授做了题为“农业起源的生物进化论观点”的讲座，重点介绍了不同进化论理论之下关于农业起源的各类假说、观点。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尚雪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农业起源是百万年来改变人类方向和途径的重大事件，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拥有主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充足、稳定、但品种相对单一的食物来源。关于农业起源的三个研究内容是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和原因，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10000年前，世界上有4个农业起源中心区，即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北部非洲，而农业起源的原因则还没有定论。
有关农业起源的假说、理论、模式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一些规律，在文化进化论（cultural evolution）、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和生物进化论（Darwinian evolution）三个理论体系之中。
文化进化论认为，社会文化发展是渐进的、线性的、定向的，是受到人类的目标和欲望驱动的。根据文化进化论，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然阶段，是人类有意识的自觉选择。农业起源的核心问题是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的驯化过程，按照文化进化论的理论，这些都是人类主动的发明创造。社会因素、精神因素、心理因素都可能使最早的驯化行为的发生。这些理论的核心点在于，农业的起源与外界没有关系，就是人类自我意识之下主动产生的。
文化生态学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发展是文化（内部功能）与环境（外部力量）互动的结果。人地关系的互动的动力是平衡的打破，整个人类发展历程就是平衡—打破—平衡—再打破的过程，这个平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几千年都没有被打破，有时候几个月就会被打破。农业的出现就是人类迫于外部压力（环境变化或人口增长）有意识地做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
栽培植物与家养动物的驯化是人类面对生态平衡破坏被迫做出的应对举措。具体的假说有柴尔德（Gordon V. Childe）的河流绿洲说，大的气候波动之下，人类、植物和动物被迫集中在河岸和不断缩小的泉水旁，导致获取营养集约方式的需求，这种强制并存可能会促进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即驯化一词的含义。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人口/环境双重压力说，除了环境之外，人口增加也是重要的原因，人口和资源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造成了压力，当人群的最佳栖息地的聚集导致人口和资源失去平衡时，多余人口将被疏散到次佳栖息地，次佳栖息地的恶劣环境和人口增加的双重压力迫使人群向农耕生存方式转变。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的边缘说和“广谱采集”(broad-spectrum collecting)，采集狩猎向原始农耕过渡过程中，人类的食谱大大扩展了，即有一个“广谱采集”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形成的原因是，环境和人口的双重压力，边缘地带生态平衡的脆弱性优先出现了广谱采集，因此也是农业起源的潜在地区。弗兰纳里已经具备了生物进化论意识，他指出：当第一粒种子被播下时，“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型已然启动。从生态学角度看，关键不在于人类种植小麦的行为本身，而在于人类将作物移植至其不适应的非原生的生态位；消除部分自然选择压力，使更多表型变异得以存活；最终筛选出在自然选择条件下本不具备优势的栽培性状。
生物进化论认为驯化是动植物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特殊进化过程。影响和主导驯化过程的不是“自然选择”，而是人类行为的“无意识选择”。古人并未深谋远虑地、有意图地改变动植物的生物特征，他们仅仅是基于自己的某些功利性的眼前利益，本能地实施了一些有助于获取更多食物的行为。基于生物进化论原理，驯化是进化，因此所谓“最早的”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就是相对的，因为处在驯化初期阶段的动植物不论在形态特征上还是基因特性上都仍表现出野生特征，由此看来考古遗存发现都是相对“最早”的作物。但是人类栽培行为变化是可以识别的。人类的开垦、播种、管理、收获行为是可以通过考古遗存来展现的，例如直接证据有农耕工具，包括用以疏松土壤的石铲、骨耜、木耜等，用以收获农作物的石镰、石刀、蚌刀等，用以砻谷和碾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等；间接证据包括反映常年定居生活的考古遗迹现象，如环壕、房址、灶坑、灰坑、柱洞、窑址、墓葬等，同时陶器和磨制石器也可以作为参考。
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指导之下 ，植物考古对农业起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在西亚发现的距今两万多年的万粒野大麦，不可能是自然生长的，应该是人为种植的，而一旦人类开始种植，驯化行为就开始了。在中国，河北尚义四台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定居房址，同时有生产工具的发现，这显示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最早可以到距今一万年前后。讲座最后，赵老师对老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给以详细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