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5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党委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战护研究员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北方文明的曙光——河北尚义四台遗址”专题讲座。
赵战护研究员从遗址地理位置和区位特征、遗址概况、发掘收获、专题研究与认识和价值五部分来对尚义四台遗址进行充分介绍。
（一）遗址地理位置和区位特征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内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具有重要价值的包含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二）遗址概况
四台遗址于2004年发现，2015-2018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开展新一轮的发掘和研究。目前探明面积约15万平方米，分为四区。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划分为距今10400-10000、9200-9000、7600-7400、7300-7100、6800-6400年五组，即五期遗存。
（三）发掘收获
第一组遗存，距今10400-10000年。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低。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锯齿刃刮削器、石球、舌型器、石钻等；细石器多为锥形石核、石叶，偶见楔形石核，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等。磨制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包括磨盘、磨棒(杵)等。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网格纹。其中2022F8内出土筒形罐陶片为两段式纹饰，上部饰六圈半圆弧状戳印纹，下部刻划菱形网格纹。骨器发现有骨管、骨针、骨簪、勺形器、骨角锥等。
第二组遗存，距今9200-9000年。发现4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低。灶多为浅坑灶，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细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细石器多为锥形石核、楔形石核与石叶，偶见铅笔头石核。磨制石器仍主要为磨盘、磨棒组合成的研磨器，另发现有石球与石钻。陶器主要为板状器，可分为带花边和素面两大类。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勺形器、骨管等。
第三组遗存，距今7600-7400年。发现17座半地穴式房址，大体西北-东南向成排分布，平面近方形、长方形或圆角方形，形制规整，房间开始出现门道，房间中部分布有灶，灶内存在红烧土堆积。有5座房址埋藏有人骨，多葬石铲或石磨盘随葬。其中，2020F2中埋藏有13具人骨和1个个体的牙齿，人骨可分为四组，第四组头冲南，其余三组头向北，中心区发现一仰身直肢葬的成年男性个体，其四周存在石块摆放而成的墓扩，存在二次葬的可能，该房址内主要随葬有石磨盘、石刃骨刀、项饰、石铲、陶罐等代表时代朝向性的随葬品。此外，2020F2中发现埋藏在壁龛内的陶罐、6件石铲及毛坯半成品、4件石磨盘及毛坯半成品以及大量与毛坯半成品岩性相同的碎石块，表明该房址除了居住功能外，可能还存在石器工具加工和储藏的功用。第三组房址内发现的陶器以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大口筒形罐为主；石器以石铲、穿孔器、磨盘和磨棒(部分为头部存在砸击痕迹的哑铃形磨棒)为代表的磨制石器为主，细石器和打制石器的数量在这一阶段大大下降；石刃骨刀、玉玦、玛瑙珠、贝饰也是这一时期所新发现的重要遗物。
第四组遗存，距今7300-7100年。发现10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址面积开始增大，面积多为20-25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形制规整，柱洞分布在四周，灶位于房址中央。房址内主要发现以石铲、磨盘和磨棒为代表的磨制石器、麻点陶罐、制作精良的骨器和动物骨骼，细石器极少。从小平底筒形罐为代表的陶器上可以看出，四台遗址在这一时期已经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裕民文化和兴隆文化有了明显的交流。
第五组遗存，距今6800-6400年。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遗迹。主要发现鱼鳞纹、戳印波折纹为代表的尖圜底陶罐。该类陶罐在国内的发现尚属于首次，体现了与盛行在北方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家河口尖圜底陶罐存在明显的联系。
（四）专题研究
四台遗址在发掘过程中积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综合性专题研究。
在年代学研究上，对四台遗址第一至三组遗迹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15个万年左右的测年结果，进一步推动遗址的精准测年。
在动物考古研究上，四台遗址的动物骨骼初步鉴定有蚌、螺、蛙、鱼、雉、鸟、鼠、田鼠、野兔、刺、犬、狼、熊、小型猫科、黄、梅花鹿、马鹿、鹿，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存在家养，表明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提示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生鹿类、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
在植物考古研究上，通过对遗址土样的浮选工作，发现距今10500-10200年之间，四台遗址周边以草原植被为主，先民可能采集苔蒿属、草属、蓼属、禾本科等种子；而距今8000-7000年之间气候条件湿润，发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采集一些乔木类果实，并有粟黍农业活动。
在环境考古研究上，通过对遗址地层剖面的花粉组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距今10500-10200年，四台周边发育以蒿属为主的草原植被，气候相对干旱；而在距今8000-7000年，栎属等乔木花粉含量最高，研究区被开阔的森林-草原植被占据，气候温暖湿润。
综合动植物考古和石器工具研究成果可推知四台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情况，四台先民在第一组和第二组阶段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第三组时期虽然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粟黍利用比重上升，植食性食物加工行为频繁；到了第四、五组时期，粟黍在食物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肉类食物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五）认识和价值
四台遗址一、二组的发现实现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无缝链接，为确立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找到燕辽地区的区域传统的根源，发现后续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遗址相似的文化因素，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台遗址第三组遗存出现的新文化因素，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四台第五组遗存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粟、黍的发现为探索我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发展轨迹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总而言之，四台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一步建立完善了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早中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对研究冀西北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乃至与东北亚人群关系、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根系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是体现了冀西北勾连东西、串通南北的重要区域价值。
在社会发展价值上，四台遗址实证了一万年的文化史，也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增添了文化交流互鉴的实物证据，体现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根源，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动力，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基因。四台遗址反映出古人们在顶烈日、战严寒，顽强生活，驰骋在大草上，阔步向前，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蹿厉奋进的精神特质，这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四台遗址的发掘与宣传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四台遗址可以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乡村振兴、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考古系师生就半地穴门道的出现的动因、石刃骨刀胶结料、勺形器功用、第五组陶罐背后的文化互动等一系列问题与赵老师进行深入而友好的学术交流。讲座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尚雪副教授向赵战护研究员赠送了【谷雨计划·国科大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行动】讲座嘉宾纪念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