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3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二级教授宋国定老师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1176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三楼308教室,中关村校区教学楼N106与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信仰密码:商代祭祀礼仪的考古学观察》。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主持。
主讲人宋国定老师
宋老师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五阶段工作讲起,指出中华文明呈现“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礼仪之邦的源头究竟从何而起?周礼常被我们提及,而早于周代的商代祭祀礼仪,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破解中华礼仪起源的信仰密码。讲座伊始,宋老师引用《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经典表述,点明祭祀是古代人类活动的核心。“礼”即礼节,“仪”即仪式,礼仪起源于祭祀,是人际交往中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商代祭祀呈现两大鲜明特点:一是祭祀频繁,几乎“无日不占、无事不卜”,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疾病、生育,皆需求问神灵;二是对巫术的绝对信仰。
宋老师介绍,商代是占卜巫术最为盛行的时期,占卜时用烧红的木条或铜条烫灼甲骨(主要为牛肩胛骨与龟甲)上的“钻”与“凿”处,使其正面出现“卜”字形裂纹——“兆枝”,占卜者据此判断吉凶,并将占卜过程与卜问结果刻写在甲骨上,即“甲骨文”或称“卜辞”。巫术活动同样贯穿祭祀全过程,许多商王本身即为大巫师,直接参与主持祭祀和占卜活动。关于祭祀遗存的分类,宋老师介绍了依据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类的传统分类;而依据考古遗存的性质,则可将祭祀遗存分为宫殿宗庙类建筑附近的祭祀遗存、社祀遗存、手工业作坊内的专业门类的祭祀遗存、丧葬过程中的殉葬坑以及墓地内或墓葬附近的祭祀坑等。
宋老师以商代都城遗址考古发现为例,讲述了城郭营造中的祭祀传统:选址时通过占卜祈求神灵指引;奠基阶段展开大量祭祀活动;建造过程中每逢城门建成、城墙合拢等重要节点,均举行祭祀仪式;宫室建筑营造过程中的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内容包括奠基礼、置础礼、安门礼和落成礼等多个环节——从将人牲、兽牲或祭品埋入地基,到柱础石放置时赋予承重结构以神性,再到门扉或窗户安装时守护空间安全,直至竣工后的整体性献祭,将建筑从世俗空间转化为神圣场所。《尔雅·释天》载“祭地曰瘗埋”,即把牺牲直接埋于土中,是最古老的祭祀土地神的现象在商代考古中也经常发现。
宋老师还特别举例展示了郑州小双桥商代都邑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在小双桥遗址宫殿区发现了大量的人牲遗存,呈现出男女合葬、母婴合葬、灰坑葬、儿童葬、屈肢葬、奠基坑、俯身葬等多种形态,其中部分存在被活埋的现象,在大规模祭祀场还发现数量丰富的牛头祭祀坑。在郑州商城宫殿区还发现了被切割加工的青壮年人头骨,有学者推测为这类遗存很可能是利用异族战俘举行献俘礼之后加工人头骨饮器的遗存。墓葬祭祀方面在安阳殷墟的西北岗王陵区有一系列重要发现。最新考古发现证明,殷墟王陵区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两条兆沟将其分为东西两个区,东区发现商代祭祀坑约1500座,并分大中小三类,坑内马、牛、象、鸟等骨骼丰富,小墓组成公共祭祀场,所埋分人牲、动物牺牲、器物三组。古代墓地形成“兆域”,以兆沟为界限,这一制度在郑州商城书院街贵族墓葬区等考古新发现中找到了其源头。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的妇好墓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墓上祭祀性建筑——享堂,这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发现。宋老师还介绍了郊祭坑、安徽铜山丘湾社祀遗存和安阳洹北商城铸铜作坊等手工业作坊区的祭祀遗存,体现了商人祈求祖先神灵保佑其生产完美祭祀礼器的心愿。
同学提问
讲座最后落到“器以藏礼”:鼎是商代最重要的礼器,用于给商王先祖神灵供奉煮肉,另有尊、罍、卣、斝、爵等酒器、青铜人面具及玉龙、玉凤、玉钺、玉璧等玉器与石磬、原始瓷、陶、蚌、绿松石、骨、象牙等各类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礼器,均为商代礼仪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真实写照;尤为重要的是在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祭祀礼器陶缸上还发现了早于甲骨文的朱砂书写文字,二者同属一个系统、只是载体与书写方式稍有不同。宋老师由此强调:中国文字的起源同样是祭祀礼仪的产物。
宋老师在讲座结束时引用郭沫若《十批判书》的论断:“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人。”祭祀是政权的生命,军事是政权的保障,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繁盛与祭祀活动关系密切。文明的发展不是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前进。商代祭祀礼仪中的诸多元素,已完全融入中华文明脉络,对后世礼制传统及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蒋洪恩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并为讲座嘉宾颁发证书;宋国定教授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