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1日下午，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先生之子于辛先生来到了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学术厅，以“愿将一生献宏谋——忆我的父亲于敏”为题进行了报告。本次报告也是我校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题教育系列报告会的第二场，由人文学院副院长罗兴波教授主持，来自各院所的近百名国科大师生在现场和玉泉路校区分会场玉泉礼堂参与了本次报告会。
于辛先生作报告
在大家的眼中，于敏先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光环——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A.玻尔评价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同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挚友邓稼先评价他是“很有骨气的人，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但在于辛先生的眼中，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于辛先生介绍说，在经历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之后，父亲就以文天祥、林则徐、诸葛亮等他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为榜样，常常吟诵他们的诗词为自己打气。在求学路上，于敏先生曾谦虚地评价自己“我不笨，但也不是特别聪明”，而自他1945年入学北京大学物理系以来，他就经常名列第一。“北大不但给了我科学知识和学习方法，而且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于敏先生对自己的母校常怀感恩之心。在校期间，他善于学习导师们研究的长处，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这段岁月不仅造就了他在理论物理领域上的积淀，还进一步培育了他的爱国情怀。
于辛先生详细讲述了父亲在建国初期为了国家需要两度转行的经过：当解放初期我国核物理理论几乎是一篇空白时，于敏从量子场论领域转入了原子核理论领域，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19篇论文，与合作者提出了媲美国际水平的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还举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为我国培养了急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为此钱三强先生评价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当国家的氢弹制造事业需要他的时候，于敏先生又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兴趣所在，“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就这样，于敏先生于1961年接受钱三强先生的嘱托，开始展开氢弹理论预研究，又于1965年担任了第二机械工业部（即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的副主任，在简陋的研究条件下开始从零开始、刻苦钻研。
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理论部开始了长达20多年频繁出差的生活，这给于敏先生和他的家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于敏先生还不得不面对不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及近乎散架的集体。于辛先生认为，在时代的风浪之中，父亲始终是一个不为利害所移的人。他成为了团队的“主心骨”，带领理论部在科研上取得了质的飞跃。1986年，于敏先生向中央提出“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并获得批准，为我国争取了宝贵的10年热核试验时间。而同时，于敏先生在细节处从不马虎。在戈壁滩核试验基地上，他曾在“热试验装置”下到井口4米时暂时叫停热核试验，只为对某一物理因素是否会对实验造成影响重新进行计算和分析。在面对权势时，平时温文尔雅的于敏先生也勇于站在真理的一边，向罔顾科学规律的上级拍桌叫板，捍卫正确的理论体系。
更为可贵的是，当于敏先生在氢弹研制事业上作出的贡献终于受到认可与表彰时，他却婉拒了“氢弹之父”这样的名号，他说：“核武器是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在他的心中，和平才是事关民族、国家、人类的大事，“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他很重视团队建设和年轻人的培养，不仅亲自编写专题研究引领课教材《等离子体动力学理论讲义》等，还就核武器物理今后发展的方向多次写信件或报告供年轻一代的核武器领导者参考。“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于辛先生以父亲1999年所写的一首《抒怀》，总结了父亲献身集体、为国献策的光荣一生。
于辛先生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的报告引发了在场同学的共鸣。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就于辛先生受父亲的影响、电视剧《功勋》对于敏先生的形象塑造以及于敏先生的淡泊精神在今天是否适用等话题向于辛先生提问，得到了于辛先生的认真回应。在讲座的最后，主持人罗兴波教授再次感谢了于辛先生的精彩报告，并向于辛先生递交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感谢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告一段落。
现场同学踊跃互动
主持人罗兴波教授向于辛先生致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