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3日，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国家重点学科——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985工程”科技与社会（STS）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首席教授，哲学一流建设学科（高原学科）首席教授，陈凡老师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80期讲座。讲座设有主会场：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教一楼002，另设有分会场：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一3。尚智丛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主讲人陈凡教授
本次讲座聚焦于中国技术哲学领域第一代领军人物——陈昌曙教授的理论贡献与学术成就。通过回顾中国技术哲学及STS的发展历程，陈凡教授向国科大学子们展现了陈昌曙教授深邃的理论思想、卓越的学术著述、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及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并进而为技术哲学的中国化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
陈凡教授指出，陈昌曙教授在技术哲学及STS领域的突出贡献可见于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在于提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先河——“技术方法论”。中国技术哲学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第一期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便发表了名为“研究技术科学的方法问题”的论文，而在同年第二期上，陈昌曙教授则进一步提出“要注意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他指出，技术工作者的思想方法存在缺陷，对研究方法注意不够，从而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损失而不自觉。因此，陈昌曙教授认为，哲学研究不仅要注意基础理论科学的哲学问题和方法问题，还要注意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一方面，需要钻研自然科学及技术发展史，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影印与翻译吸取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
其二在于奠定中国技术哲学的知识基础——科技史旨趣。在20世纪50年代，陈昌曙教授曾组织并统稿完成了《科学技术史概论》一书。根据著名学者——远德玉教授的观点，《科学技术史概论》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方面，该书开创了中国国内研究世界科技史的先河，另一方面，该书史论结合的研究法对中国技术哲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而奠定了相关研究的知识基础。
其三在于创立中国技术哲学的学术共同体。陈昌曙教授对技术哲学的建制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陈昌曙教授推动了中国技术哲学学术会议及组织的发展进程。在他的影响下，成都科技大学（现为四川大学）于1985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技术论学术会议”。此后，中国技术哲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并确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学术会议（现已召开19届）；作为“东北学派”的创始人，陈昌曙教授还推进了全国理工科大学中第一个科技哲学博士点的建设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哲学研究工作者；而作为国际技术哲学领域的专家，陈昌曙教授在技术哲学的国际交流方面也作出了相应贡献，参与组织了技术与创新——“第19届国际技术哲学会议”及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技术哲学卫星会议等国际学术会议。
其四在于创作中国技术论的开篇之作——《论技术》一书。“技术论”一词源于日本的唯物论研究会学者对德语“pholosophye der technik”的翻译，这一概念既指“技术哲学”，也包括STS研究中的“技术与社会”“技术评论”的涵义。在陈凡教授看来，由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所提出的“论道技术”堪称中国技术论的起点。在这本著作中，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提出，技术论不完全等同于技术哲学，技术论的研究将技术作为一个整体，放到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加以研究。因此，二人认为，技术论既包括技术哲学，又包括技术社会学，此外，还包括对现实技术的评论。
其五在于推进中日技术论的学术契合。陈凡教授认为，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从“科技史”转向“技术论”的研究既有历史必然，也颇具偶然性。通过一次偶然机会，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接触到日文技术论资料，这些资料所讨论的问题与二人所关注的问题形成了显著的学术契合，从而影响了二人的研究方向。在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的努力下，中日技术论领域开启了长期的交流合作，自1983年起，二人便邀请日本著名技术论学者、东京大学星野芳郎来华讲学交流，并赴全国各地高校及企业调研，由此开启了中日技术比较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可见于《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及《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技术现代化比较》。
其六在于创作《技术哲学引论》，为中国技术哲学理论体系奠基。1999年出版的《技术哲学引论》是陈昌曙教授近20年技术哲学探究的结晶，在陈凡教授看来，这一著作对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不失为中国技术哲学的奠基之作。在《技术哲学引论》一书中，陈昌曙教授提出了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陈昌曙教授在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理论特色及方法论特征，强调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不同之处与二者的互动，体现了陈昌曙教授学贯中西的理论视野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学者风范，指明了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战略性走向，契合了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伦理转向”与“价值转向”。
其七在于提出中国STS研究的基本原则。《STS研究与中国国情问题》一文中，陈昌曙教授一方面认为STS问题有其普遍性，另一方面则认为STS问题在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度中有其特殊性，因而中国的STS研究应当兼顾这两个方面，并注重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这意味中国的STS研究既要将理论知识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当中，又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引出值得探讨的新课题，从而获取具有实践意义的新见解。
其八在于推动中国哲学通俗化进程，创作出《通俗哲学简编》一书。《通俗哲学简编》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著作，该书紧跟时代前沿，涵盖当今经济社会生活所出现的诸多重要事件。通过将抽象理论融入对事例的分析当中，或从事例分析中得出一般性理论，《通俗哲学简编》做到理论与实证支持相融合，科学性与系统性相结合，从而为哲学通俗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陈凡教授认为，与其他类似著作相比，该著作还隐含三个方面的独特意蕴：倡导创新，反对保守；提倡趣味性，反对庸俗化；提倡科学性，反对简单化。
讲座现场
在陈昌曙教授的文化遗产基础上，陈凡教授探究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研究纲领，从而为技术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意见。
陈凡教授认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建构过程应坚持“四项原则”：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当前，国内技术哲学研究中存在着“知识完整性”缺失的问题，对传统技术的研究多限于工业化时代语境，而对新兴技术知识知之甚少且难以深入。因此，面对深度科技化的智能社会，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既应当深化对“传统技术”改造升级的认识，还应当与时俱进，形成对“新兴技术”的问题旨趣；其二，坚持通晓“国外技术哲学”与直面“当下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洋为中用”有助于中国技术哲学发展，通晓“国外技术哲学”的目的应在于“催生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而非落入“西方化倾向”而导致“中国之缺位”陷阱。因此，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者应当致力于成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即中国的技术哲学应以批判性历程，展开对国外技术哲学研究，既要“论其所是”，也要“论其所非”；第三，坚持“经验转向”与“理论升华”相结合原则。中国技术哲学始于实践，是工程技术活动、唯物辩证思维的结果，因而带有某种“经验”特征。因此，人文的技术哲学需要通过“经验转向”来避免陷入对技术的抽象批判，工程的技术哲学则需要通过“理论升华”来强化学习分析，从而将“形而下”的经验传统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相结合；第四，坚持“专一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原则。现代技术哲学学派林立，方法各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研究特色，在不同学者身上体现出不同的哲学传统。因此，中国技术哲学应当在允许“多元化”的路径选择的同时，坚持自己的“专一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
由此，陈凡教授提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的建构方向要体现“四个目标”：第一，要建构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特征，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哲学既要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重要论述，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借鉴西方技术哲学的合理内核，做到“为我所用”；第二，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实践情境的技术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建立于中国技术实践情境当中，建立于全球化状态下不断发展的中国语境当中。面对全球化语境，如何坚持中国实践情境的技术哲学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技术大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要建构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技术哲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技术与人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真”“善”的整体主义技术观，是一种驭术于道、天人合一式的技术文化。当代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应当致力于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尊重自然和求真向善的精神，做到“古为今用”；第四，要建构聚焦于中国问题的技术哲学。“技术哲学的中国问题”不仅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还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应当不仅为中国各级政府决策提供智库建议，还要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坚持“唯学科化”的狭义技术哲学的同时，还需要“交叉学科、跨学科”的广义技术哲学。
讲座现场
讲座最后，陈凡教授表达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的信心，并呼吁国科大的学子们“不忘初心、文脉传承”。在师生们热情洋溢的掌声中，主持人尚智丛教授向陈凡教授颁发了明德讲堂纪念证书，明德讲堂M980讲座：“中国“技术哲学&STS”的文化遗产与守正创新——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就此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