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3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50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一楼115教室举行，主题为《中华文明前溯》，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主持。
主讲人高星研究员
高星研究员首先以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是怎样孕育与发展的提问出发，引导同学们以历史的思维探究其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它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高星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还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传承力和灵活性、适应性等特征。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9%，这些特质在旧石器时代已露端倪，因而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根脉深长，萌芽于旧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破土而出，逐渐长成今日之参天大树。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与特珠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华夏古人群的连续演化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呈“环境、人群、文化传统”三位一体的格局，共同作用构成了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的华彩篇章。中华文明形成的机理过程主要有三个重要因素：其一是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其二是主流人群连续演化的协同作用所带来的人群效应；其三是东方行为模式的文化传统与惯性发展。
中国特定的地理地貌和生态条件对华夏人群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中国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南有热带丛林，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西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高山和中亚沙漠，北有蒙古高原和戈壁荒滩。它们虽不能构成人类迁徙的绝对屏障，但会对大规模人群的流动带来挑战，尤其在环境恶化时。东方则面海，阻挡古人群东移；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中，由于气候适宜期迁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繁衍，开枝散叶。其后虽有少量人群移入、迁出，但大规模移民很少发生；新来的小股人群只能融入主体人群中，其体质特征和文化特点偶有存留，但很快会同化吸收。于是这里形成了富有区域特点的古人群和古文化，与外界藕断丝连，但区域特色持久、鲜明。这样的演化发展过程在新石器时代、 历史时期仍然存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高星研究员认为，中国地处东亚中部，幅员辽阔，生态多样。生活在这样广袤空间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便利，获取各类动植物食材和生活资源，并在气候波动时做南北间和高程上的迁徙移动，趋利避害，维持生存。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东亚季风的控制之下。 对黄土、石笋序列所做的古环境研究表明，东亚在更新世所发生的气候波动远逊于欧洲和美洲，即使在冰期，其寒冷、被冰川覆盖的程度远不及欧美，甚至中国有无真正的冰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华夏大地很多区域在旧石器时代适宜人类生存，这是东方古人群长期固守家园、生生不息的环境条件。
上世纪30-40年代，魏敦瑞（Weidenreich）研究发现，北京猿人与现生华北人有一系列相似的特征，包括头骨正中矢状脊及其两边凹陷，有印加骨、颧骨颧面和额蝶前突，眼眶下缘圆形，有下颌圆枕、铲形门齿等，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其后魏敦瑞又提出在东亚、欧洲、非洲和东南亚-澳洲存在四个人类演化世系，并在东亚世系上标出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蒙古人种的承继关系。1984年，吴新智院士与外国学者在在对比世界各地的人类化石材料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现代人“多地区进化”的理论，主张世界上四大“人种”都与本地区更古老的人群不可分割。1998年，吴新智院士又在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即在东亚人群以本土人群为主，有少量的外来人群参与基因交流。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多样性的文化保留了相关的证据，南北方的石片技术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个地区恒定文化的主流人群表明，这些地区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人群更替，一些外来的文化特征如昙花一现一般短暂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之上又消失了。如起源于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后来经过中亚地区与印度次大陆进入了中国，另一方面亦存在趋同演化的可能性。到距今4-5万年，在中国的北方与西北边陲地区发现了明确的来自于西欧与西伯利亚的文化，反映出了人群的迁徙。
为什么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为什么中国大地上能出现发展稳定的文化？高星研究员指出，文化的传统一旦形成，便有其发展惯性。旧石器时代东方行为模式对文化的塑造与传统的保持具有很大影响，主要得益于古人群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因陋就简，简约实用；低强度开发资源，不断迁徙趋利避害；稳中求变，在继承中创新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等因素。加之多样性赋予了这些人群文化韧性、活力和强大生命力，当天灾人祸来临，特定区域的文化或人群可能因灭顶之灾而中断演化进程，其他人群与文化会因地处不一样的环境或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而幸免于难，并在迁徙扩散中使“真空地带”的文化复苏。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数次遭受劫难，但母每次都能劫后余生并复苏发展，这种韧性和强大生命力，应该得益于旧石器时代华夏文化的多样性和强大的文化基因。不同人群迁徙互动、竞争互鉴，应该是用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人群生存、融合、发展的主旋律，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多元一体的远古根基就这样孕自、 伸展并在后世变得根深叶茂。华夏大地的文化与文明格局在旧石器时代规定了基础，并在其后被继承和发扬光大“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 ”是人类技术、文化、艺术创作、思想认知的大爆发，导致了对自然资源开发能力的显著提升和社会复杂化加速发展。农业是文明的物质与社会基础。它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特定动植物资源的强化利用和对自然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滥觞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是个无缝衔接的过程，文明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成型的。其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插种、孕育，最终在距今7000-5000年实现了分娩。
此后，高星研究员对整场讲座的论述做出了总结。远古中国气候环境相对稳定，支持并保障了这里的先民生生不息、延绵不绝。主流人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赓续力和吸附力，不断改造、同化小股新移民。“东方行为模式”使物质文化形成稳定的传统，在渐进式持续发展的同时对外来文化具有吸收、同化作用，致使少量“西方元素”昙花一现，但无法形成主流，更无法对本土文化做替代。华夏大地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逐渐形成薪火相传、特质鲜明的文化传统，在晚期加速发展，进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诞生出中华文明。高星研究员认为，应该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向更久远的史前推进。
讲座现场
最后，蒋洪恩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高星研究员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提问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