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1日（星期三）晚18:30，明德讲堂艺术系列讲座M922《中国舞蹈之美的历程》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二楼104教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了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杜乐老师，她通过介绍显现的文物形象、播映现代艺术创作者复原的古代舞蹈作品，带领大家踏入中华舞蹈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在讲座开头，杜乐教授对讲座标题进行了解题：“舞蹈”，是身体的语言，是动作的艺术，是人体的文化，是人体于时空中创造的一种审美样式。“中国”强调中国特色，以及多民族的多元一体。如何确定何为“中国”风格的舞蹈？杜乐教授通过与其他国家、民族的舞蹈形式的对比向大家讲解了这一点。比如当我们看到芭蕾舞《天鹅湖》剧照时，我们能感受到西方芭蕾舞者的肢体、服装风格，都偏向于呈现身体的美，追求肢体“开绷直立”，这一点就与华夏文化中的等级制传统产生反差。对比之下，中国舞蹈的特点在于：舞者会舞动作为人体肢体延续的长袖，带来意象之美。在敦煌飞天舞、荷花舞、战国玉雕舞人、铜壶壶盖上的舞姿、唐代胡人乐舞图等文物图像的记载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一点。
由此，杜乐教授引入了对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正式介绍。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对象是从原始直到当下的舞蹈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舞蹈至少在五千年前就在中国出现了：青海上孙家寨出土彩陶盆上的舞者连臂踏歌图样、新疆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生殖崇拜舞蹈图样、唐代壁画与乐舞俑中的胡人乐舞形象、清明上河图局部勾栏、瓦舍的出现……这些史籍记载都说明，古代乐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但中国古代舞蹈史的研究也存在困境：虽然有悠久的历史，大量的考古发现，丰富的舞蹈形式，但是古代舞蹈没有“活态”传承，只有静态的文字典籍记载和考古出土舞蹈形象。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现代人的创造来感受古代舞蹈的魅力。
中国古代舞蹈不仅有形式传统，还有审美传统。谈及原始舞蹈的发生，杜乐教授分享了19世纪末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美学理论：“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审美感情……‘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要构建对原始舞蹈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结合过去的宗教、思想信仰，有必要采用人类学手段。最早的舞蹈与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万物有灵”思想息息相关。随着祭祀对象发生转化以及人本思想的觉醒（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开始产生英雄崇拜、祖先崇拜，“娱神”的舞蹈转向“娱人”的舞蹈。杜乐教授为大家播放了对楚地古代舞蹈的现代改编——“楚腰”片段。甲骨卜辞中的“舞”“巫”同源在这段舞蹈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扮演巫师的舞者用上肢模拟鸟的动作，这与中国人认为鸟可以起到沟通天地的媒介作用有关——这也是中国古代舞蹈相比西方更注重手部动作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巫舞至今仍然存在于江西的祭祀仪式“傩”之中。
周代“制礼作乐”时代是人本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以“六大舞”“六小舞”为代表的雅乐舞蹈体系出现了。“佾”的概念开始出现，作为群舞阵容单位，观舞者的等级决定“佾”的数量。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佾”的数量与等级的关联被破坏，这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典故来源。“佾舞”传播开去，还演变成为了韩国的祭孔乐舞。此外，杜乐教授还介绍了汉代槃鼓舞、魏晋南北朝清商乐、佛教乐舞等古代乐舞形式。最后来到明清时期，舞蹈融入戏曲，成为了“唱念做打”中重要环节。在戏曲的基础上重新创编的舞蹈，成为了唯一的“活态”传承形式。
杜乐教授在讲授期间展示了大量的文物古籍图片，还播映了大量优秀的中国古典舞作品，让参与讲座的同学们大饱眼福。讲座渐入尾声，主持本次讲座的艺术中心牛锡桐老师最后进行了总结，并期待国科大学子日后能够有机会参与更多的美育实践。
主讲人介绍：
杜乐，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院哲学博士，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舞蹈史，中国古代乐舞思想与文化的研究。发表《浅论佛教乐舞的意义》、《先秦儒家礼乐思想探析》、《汉代“盘鼓舞”初探》等相关文章。2021年被评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主讲课程《中国舞蹈史》被评为“北京市高校课程思政示范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