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8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教授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11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二楼104举行，主题为《谈中国古代长城修筑的历史深意》，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罗武干教授主持。
主讲人彭勇教授
讲座伊始，彭勇教授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清代长城修筑的认识和评价的争议展开。近代以来，在中西方深度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长城的存在引发不少西方来访者的好奇和关注，出现了“中国是汉族中国即长城以南的中国”的错误说法。同时，伴随着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长城也被赋予新的含义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和文明象征。期间及此后的很长时期内，对“长城”形象的描述，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褒有贬，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便在学术层面，对清代长城的地位与评价也存在严重的分歧，诸如“明修长城清修庙”“康熙废弃长城”“清朝不修长城，不再派兵驻防”等观点一直存在。近现代以来，长城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价值被充分重视，长城的地位也被重新定位，有学者坚持认为清朝不仅修长城，还在利用明代的长城，但研究成果一度不足于动摇对清代长城认识的主流错误观点。
彭勇教授指出，清朝对长城的坚守，绝大部分是对明长城的再利用，是对明代长城防御体系的调整，在没有激烈冲突的前提下，其主要目的是把不同族群规范在不同的区域之内，减少冲突，方便管理。东北的柳条边墙即为清朝典型的处理不同族群关系的产物。其修筑早在入关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筑是在入关之后。对柳条边的功用，就有学者明确指出：“柳条边的修筑基本确定了农耕、游牧和渔猎区域的界限”，但这并未限制农耕经济区的发展，随着边内人口的不断增加，清廷也开始了“展边开垦”活动。同时，乾隆年间也一直常设官军照把守山海关等前朝著名的长城关口，制订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屡次拨款修缮畿辅之地原明代长城，防范长城以南汉人越过长城。在一些防御形势更为紧要之地，清朝采取了重点增修、补修的办法，借助长城构建防御体系，以构建稳定的边地秩序。清朝蒙古诸部部分藩部时常侵扰或威胁清代北部或西北的边疆安全，因此西北边墙的修缮在康熙、雍正及光绪年间陆续进行。而在西南地区，有“苗疆边墙”之修。清朝仿明朝的有效之法，在苗疆地区旧有边墙基础上修补、增修或再筑新的边墙，“为苗民之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总而言之，清代同样视长城为防御载体。明代长城防御的族群对象，包括蒙古部、女真部，以及西北诸部。清代在满蒙联姻之后，虽然极力倡导“满汉一家”，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各部族之间的差异、冲突与隔膜仍然是长期存在的，依托长城体系进行防御和管理，仍不失为维护秩序的重要手段。
长城修筑的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各国就已开始修筑长城，如燕长城、楚长城、齐长城等。而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而言，中国历代绝大部分长城集中分布在东北至嘉峪关的广阔地区，南北疆的连接地带也发现大量烽燧、墩台等。传统观点认为长城两侧存在不同的政权组织和政权类型间的对抗，修筑长城有利于防范冲突稳定秩序。而其背后还存在着更多规律性的发现。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发现长城主体走向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高度重合，同时也是传统农业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秩序线。这样的区别在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李心纯所著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中也提及明代山西、河北地区由于大量驻军、屯田、烧荒、修筑长城等导致沙漠化严重，人类行为深入地影响着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此后，以宣大山西腹地的内三关与外三关为例讲解了长城修筑的深意。
长城是各民族、不同文化类型依存，互相包容和妥协，共同存在的一种方式，是维护和平的一条秩序线。长城是常规之下的军事防御载体，但也发现部分长城设有造型精致的券门，其上雕刻着各色图案，并非战争紧急状态的产物，而长城沿线也始终存在文化与物质的往来与交流。长城修建，反映的是各民族勤奋、智慧和团结，是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象征。
参加讲座的同学
从长城的价值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北京长城文化带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的“四个层次、两大重点区域、三条文化带、九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的重要载体。长城是最雄伟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存。历代长城遗迹总长21196.18千米，其中北京长城是万里长城精华段，总长度约为573千米。伴随着古都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多年建都史，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生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建设了包括万里长城在内的诸多伟大工程。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田澍教授在《明长城有效维护河西走廊的安全与稳定》中也讲到，明长城的真正作用在于补充人力防守的不足，维护农牧日常生活秩序，给长城以南各族民众相对可靠的安全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农牧的共处线和缓冲区。
彭勇教授最后指出，长城防御是传统中国在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下族群关系的长期探索的结果和成功实践。而明清时期长城修筑的深意正是在于其作为一条族群秩序线，有助于文明共生，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共有的文化精神。
最后，罗武干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彭勇教授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同学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