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1日13：30，明德讲堂M899号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一楼208准时进行。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江涛研究员带来题为《构建与实验：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陶寺模式》的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韩宾老师主持。
（讲座嘉宾：高江涛研究员）
（主持人：韩宾老师）
讲座主要介绍了陶寺遗址的基本概况和重要考古发现，在此基础上高老师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与动力进行了探讨，总结出文明起源独特的陶寺模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主体部分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遗存，距今约4000年。陶寺遗址位于河谷地底和山麓高地之间，属不同地貌水文间的微型“生态交错带”；除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外，排水通畅且有着更大的地域延展性。陶寺遗址所在地貌与环境与《管子》记载的国都选址要求一致。
陶寺遗址经过四十多年的考古工作，有许多重大发现，厘清了一些关键的考古学问题。
山西的临汾盆地为陶寺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遗址宏观聚落研究表明，陶寺文化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可分为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都城、区域中心、大型聚落、小型聚落和小型村落。动植物考古研究发现陶寺遗址多谷多畜，种植粟、黍、水稻和大豆，蓄养猪、绵羊、黄牛和水牛。
此外，陶寺还发现了四千多年前的观象台和圭表，是天文史上的重要发现。龙形纹饰出现在多个器物上；形象盘曲如蛇，身体有鳞状斑纹，头部有方耳，长颌有锯齿状牙齿。还发现了使用范铸制成的铜容器，奠定夏商周三代辉煌铸铜技术的基础。
（陶寺遗址出土龙盘）
（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铃）
综合重大考古发现来看，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文明高度发达。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出现了以铸铜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人口增加，出现了区域性都邑。社会严重分化，分层明显，形成了体现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规范或制度，如礼制、宗教祭祀礼器与世俗礼器等。
（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
出现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王者”，形成了巨型都邑性城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大型墓葬和专有墓地。广泛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成为社会的主题。陶寺文化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均高度发达，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
相比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形成的以神性统一，王权为辅为特点的神王社会，陶寺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模式。陶寺是一个王权国家，世俗务实，以宗法礼制治理国家，形成一个礼制社会，兼收并蓄盛而不扩。
高老师最后总结到：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河山，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文化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先民在这里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合和万国，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形成中华早期文明中较为独特的“陶寺模式”。这座都城很可能是“中华尧都”。雄极一时的陶寺文明更是“最初中国”的模样，成为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这座都城创造的文明为夏、商、周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今日中国，陶寺走来。
（同学提问）
讲座最后，高老师详细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