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是中华文化、历史、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而睽诸历史，在中国王朝历史的部分时段，长城通常是定居政权用以防御游动势力进攻采取的一种手段，这在秦汉和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游动势力凭借其机动灵活的军力，以向定居社会谋取财富和高档消费品为方式满足自身需要，构成了对后者的威胁，后者扩展力量之时也会拓进草原地区，双方的交往互动由此而生。从攻防的角度考虑，定居政权用以自保之时，长城就作为选项之一；然而一旦如唐朝、元朝和清朝那样兼跨南北（一统化）之后，这种阻隔就被消解，长城的功能遽尔丧失。
就此而言，长城攻防的军事职能之背后，隐藏着王朝建构的意图及其“天下”的结构性塑造，随着历史发展，国家规模性拓展、异质性族群众组合、多文化之兼纳随时代递进而成为主导趋势。基于此，2023年3月10日晚18:30，明德讲堂特邀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李鸿宾教授做客思想系列讲座，以两汉、隋唐、明清的历史时段为思考点，带领大家解析“长城：中国的南与北”。本次讲座是春季学期的第一堂思想系列主题讲座，由汪前进教授主持。
（讲座主讲人李鸿宾教授）
本次讲座主要由“长城的修筑及其变化”、“长城与王朝的关系”、“长城意涵及其转化”三个内容构成。区别于传统讲座，李鸿宾教授在本次开讲中选择不使用PPT和麦克风进行讲演，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底蕴、清晰的逻辑思路和洪亮动听的音色魅力去引导同学们一起对民族瑰宝“长城”感同身受般思考和探索。
讲座开场，李教授首先从论文撰写的思路出发，引导同学们一起去思考讲座主副标题和摘要的“大小”意义，其次给同学们科普了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不同情境下，“南北”的区别意义所在，而本次讲座的主题则是探究长城的修筑及其蕴含的中国南（农耕）与北（游牧）的关联。
在第一部分“长城的修筑及其变化”中，李教授从中国历史切入，首先开宗明义的抛出结论：充分的证据表明长城被用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攻防战略之中。随后，李教授解释道，伴随周天子威望下降，诸侯国的势力开始上升，长城的修筑成了诸侯相互竞争、建立霸权的一种政治军事手段。虽然最终秦统一六国，构建了大一统王朝，规模性的兼并战争随之减少，但长城并未因此而退出战场。事实上，它更成为秦朝重视的工程而被刻意地强化了，比如蒙恬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最突出的表征。为何如此？因为随着蒙古草原势力（匈奴势力）的崛起，规模性的骑兵对中原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此时长城的修筑成了定居王朝防御北部游牧势力进攻和保卫自身的一种方式，秦汉、明朝表现得最为典型。
李教授在这里特别申明：长城不是一群人对付另一群人的手段，也不是汉系族群对待游牧人群的方法，它与人群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它是军事攻防的手段，这个手段的决策者是政权；秦以后的长城之出场，表现的是定居王朝（政权）用以保护定居社会免遭游牧力量的攻击而采纳，它是政权之间的事情，这才是长城出场的因由及其性质。那么，它是怎么表现南北的这种关系的呢？
由此，本次讲座进入了第二部分“长城与王朝的关系”，这里涉及的长城主要是秦以后的现象，它表现的是南北政权诸多关联的某种方式。
李教授讲，近代以前，南部的定居王朝和北部的游牧政权，是人类国家政权的主导模式，定居和游牧取决于政权依托的生计方式：前者以男耕女织、从土地获取生活资源为鹄的；后者则依托草原的放牧获得生存的条件，不同的生计方式决定了国家政权这个上层建筑的差别。以中国为例，从秦汉到明清，伴随着匈奴到蒙古和满洲（族）的互动，成为了时代主轴。
（讲座主持人汪前进教授）
在“长城的构筑”方面，秦朝是第一个修筑长城的大型王朝。它在征服东方六国、稳定中原耕作地区的基础上，于北部派军进入农耕与草原的交接地带，试图再度发展。但在这里遭到了匈奴的阻隔。与南向拓展步伐不同的是，骑兵主导的匈奴势力将秦朝的北向开拓阻挡在草原的南缘，他们的袭扰则迫使秦构筑长城与军队戍守予以因应，横贯东西万里之遥的长城就此出场。它表明中国历史从诸侯分立的政治走向了南北各自一统而又相互对峙的道路。直到汉武帝进军草原，他们打破的平衡为东汉与匈奴的非均衡乃至后者的趋于消解，创造了机缘。汉武帝之前的南北，就处在鼎峙之中，这种情况下长城的构筑，就有益于定居王朝耕地的保护和社会的安宁。
与此相应，长城的修造再度成为后来明朝的选项，乃出自它面临的形势：元朝被推翻后，其残余势力被迫回退草原，朱棣主掌下的明廷一度进军北上再创一统之格局，无奈功亏一篑，铩羽而归。明朝尚不具备征服之力，草原那边却恢复状态集结力量，调转头来南下骚扰，随之带给明朝以巨大威胁。同样出于自保之需，长城就成为有明一朝倾心尽力的打造对象，耗费了它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以至于坚固的城墙挺拔至今，展现出明朝抗衡蒙古势力的决心。
由此可见，当南北对峙且规模性的王朝彼此不能相互替代之时，处理双方关系的手段虽然多种多样，但长城的修筑之不可或缺，其要因就在于定居王朝的土地与社会乃是它生存的基础，不可不保。另外，它之不计代价地砌筑长城，也是北部力量超强及其攻击压力的展露。这就是我们据此理解长城出场的因由。
在“长城的废弃”方面，与此相反的场景，就是长城不再成为攻防的阻隔。这通常表现为长城东西南北兼纳的大型王朝之建构。前期的唐朝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它统合中原和包括草原在内的广袤四方，以唐太宗“皇帝”与“天可汗”为一体的标识，构筑了胡汉众多族群组合的大型王朝。在这个一统化的结构内，保护定居社会的长城就失去了攻防作用，功能不再，这就是唐朝放弃长城修筑的理由。从草原出发的蒙古势力，在忽必烈主掌下进发中原而形塑的元朝，更兼有长城内外的幅员和超越的人群构成，长城在此同样失去了它的基本功能。取代明朝再度跨越式的构造，清朝更以长城为核心联络东西南北，耕作·草原、平原·高山的大型多族群为特征，中国古典王朝的成熟为形象而伫立东亚。由此可知，长城的军事工程表达的阻隔游牧势力的进攻，在南北一统化王朝的构架中，它的作用之丧失，就是彼此抟合为一的结果。在这里，长城不再具备出场的必要了。
（讲座现场互动的同学）
在第三部分“长城意涵及其转化”中，李教授讲道，固体的长城在一统化王朝失去功能，中国的一统化王朝经过元清的铸造而结局，长城的最终结果就是“固体”的丧失，然而它的精神内涵却在固体的消解之中而激发，催生它的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具体表现为，以1840年代初叶的中英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在与国外势力的激烈交织中逐渐走上了这条新型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长城意涵的转折和升华亦伴此而为，具体可以这样做解：
第一，所谓与以往有别的新型国家，它刻意强化特定民族与特定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将二者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既能激发出民族主义热情，又能将这种热情转换为国家强大的支撑力量。国家借此打造以夯实自身，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进而在与其他对手的较量中走向成功。第二，如果说长城的精神升华直接源自民族国家替换王朝国家的建构，那么，长城的意涵也会在新型国家契合中迸发的凝聚力而被有意识地塑造，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长城内涵一旦注入到民族主义的理念之中，就会随着这种精神与国家的结合从而转化为国家的建设力量。这同样伴随着近现代中国构建的全部过程。当国家处于摆脱“帝、封、官”三座大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之时，长城作为中国走向独立的象征、中华民族自主的符号就得以明确的凸显；当中国从独立走向自强的进程之际，长城又转化成为国家建设、人民团结的标识；1980年代中国转向经济建设的轨道之后，长城则成为连接世界的中华文明之符号。这种依托形势不断转换的意涵，赋予长城的精神以多方面阐发之根由，使它能够脱离固体的限制，跟随人们的意愿做出调整，当然这并非随意猜想，而与民族的主干精神相向而行。这方面的意涵之所以特别丰富和鲜明，究根追底，还是民族国家这种模式的催生所为。
讲座至此，已接近尾声，在互动环节中，李教授和同学们在“国外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对比”、“如何向外国人讲述中国‘长城’”等等问题上进行了探讨交流，伴随汪老师的总结陈词，同学们深受鼓舞，掌声经久不息，讲座最终在同学们的依依不舍中结束。
主讲人介绍：
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胡汉（民族）关系史和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专业论文160余篇（内含《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金界壕与长城》等十数篇有关长城史的论文）；出版学术专著《唐朝朔方军研究》等多部；担任《长城百科全书》之“长城区域历史分卷”主编、“长城区域人物分卷”副主编、“长城关隘分卷”副主编，《中国长城志·环境经济民族卷》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