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晚，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黄荣光教授邀请，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尚珩以腾讯会议的形式，在黄荣光教授主持下，为雁栖湖校区的同学带来题为《千里之遥，瞬息可达——长城烽火传递体系研究》的讲座。通过春秋战国、汉、唐、明各时期的长城和烽燧相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详细介绍长城及其烽火传递体系的源流与发展。
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其规模宏大，历代长城分布在北京、河北、山西等一共15个省的804个县，是世界上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长城不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城、堡寨、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所组成，作为具有一定纵深的严密、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吸引一批批学者加以探究。长城的防御体系按功能可划分为侦查预警体系、战斗防御体系、应援协防体系三部分，其运转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在我国古代，信息传递主要依靠烽火和驿站。
“长城”年代久远，选址多有变迁。传世文献中，楚国人修建了最早的长城，《左传·鲁僖公四年》前657年，召陵之盟中楚国大夫屈完和齐桓公的对话中，提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这是信史文献中关于楚长城最早的记载。考古发现的文献《清华简·系年》则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前441）“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自南山属之北海。”最早的长城由齐国人修建。对烽燧的描述在春秋战国业已出现，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杜虎符铭文中即有提及“燔燧之事”。
为了给同学们更好地讲解烽燧，尚珩老师介绍了汉代长城的结构。“长城”是边地塞防设施的总称，某一段塞城则称为某“塞”。塞上的险要处筑小城屯守，名“障”。障城一般设在长城内侧，规模不大，但有的都尉府就驻于障城。烽燧由坞壁、坞门、坞内套房、烽台、堠楼等组成。“塞”内烽燧，坞皆偏于烽燧一侧，与烽台连为一体，有狭窄而长的门道，多有单、双重门设置等，坞内多为生活建筑。“塞”外烽燧，坞皆围于烽台四周，坞内多为生活建筑。烽燧顶部修建望楼，即汉简中所称的“堠”、“候楼”等。望楼四周砌女墙，望楼一面开门，部分烽燧上有半露的遮阳草篷，值勤戍卒可坐于篷内。登望楼的方法各有不同，一般较高的亭燧多用台阶，顺亭燧墙壁由一侧转向另一侧入门；较低矮的亭燧，则借砌于墙内的拉绳、脚窝，攀登而上；亦或有用木梯的。在形制上，汉代的烽台与望楼之间墙面平齐，无明显标志。此后长城均在此基础上设计兴建。
汉代时，烽燧主要由燧长和燧卒负责守瞭，总计人数约10人左右。燧长主烽燧放烽、报警等事，是侯望通讯系统的基层武官。燧卒为普通士兵，受燧长领导，负责举放烽火，传递文书等。汉代烽火信号有昼、夜之分。昼有烽、表、积薪、亭上烽；夜有苣火、积薪、离合苣火；昼、夜兼用的为“积薪”。长城脚下还布有“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的天田，天田要经常“耕画、锄治”，入侵或逃亡之人会在上面留下痕迹；还要在周围埋设木桩并栓绳制成悬索。居延还出土了一些木蒺藜，四个尖，中心有穿孔，可以用绳子联成串，防止入侵。
唐宋时期部分烽火信号及含义
唐修长城始于640 年，唐灭高昌后设西州、庭州，在交河城设安西都护府。长安二年(702) ，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共同管理天山南北广大地方的军政事务，在西域地区逐渐建立统治秩序。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将烽堠制度在西域推广。在人员管理上，“凡掌烽火，置帅一人，副一人，每烽置烽子六人”；在西州地区所归属的高昌县和交河县为主、大唐帝国的西部边陲地区，贞观年间出现 “雇人上烽”的现象，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一现象盛行。对烽火信号设立了一套保密制度，烽帅、烽副知信号意义而烽子不知。《通典》记载烽火信号为：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由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唐代文书可知，其时实行“平安火”制度：“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
主持人黄荣光教授
明代长城是当今中国长城的代表，在北部游牧民族侵扰的严峻边防压力下，明代长城自明初至明末一直在修补建设之中。明代长城东起辽宁虎山，绵延八千公里，为加强防守，明设军镇做网格化划分，其数量从七、九发展到最后的十七个之多，九镇分布和今日行政区划重合度很高。尚珩老师以重点军镇为代表，介绍了明长城及其烽燧体系。
明代烽火台分腹外烽火台（接火台）、沿边烽火台、腹内烽火台（接火台）三种，建筑形制有方形、圆形、不规则形三种，材料分夯土、石砌、夯土外包砖、夯土外包石，装备包括烽具（旗帜、铳炮）、生活用品、武器。由城堡统一管理。据文献记载，成化五年规定的烽火信号为“领边侯举放烽炮，若见贼一二百人或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不同军镇烽火信号的规定亦有差异。烽火台在各级军事部门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上级指挥所能及时了解作战一线的情况。但从一级传递至另一级并非仅由一座火路墩来完成，而是由多座墩协同完成，因此在两级之间便形成了一条传烽路线，即纵线，以便上报，同时同级之间也应形成传烽路线，是为横线，以便相互应援，不同的路线连接不同的军事单位，达成“千里之遥，瞬息可达”的信息传递效果。
讲座现场
最后，尚珩老师为同学们推荐了长城相关的书籍，并邀请同学们加入“长城小站”，进一步了解长城知识，参与长城保护。在交流环节，有学生提问“长城守军配备的兵器为什么不包含长矛？”这一问题可在范忠义老师撰写、张荣老师责编的《戚继光大传》中得到答案。
主讲介绍：
尚珩，1984年出生于北京，现就职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长城历史、考古研究。2003年至今徒步考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境内明长城防御体系，2007年参加全国长城资源调查。主持长城考古项目7项；主持、参与北京市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长城研究项目3项，参与编写《山西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1部，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