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8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在线上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824期讲座，讲座主题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主要分为五个部分：概况、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早期中华与古史传说以及早期中华文明的模式、特征与基因。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尚雪副教授主持。
一、概况
讨论中华文明，首先涉及到什么是“中华”、“中国”的概念问题，因此韩教授对中国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最开始的中国实际上意为“中土之国”，与其相对的是“四方”、“四夷”，合在一起即为“天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和现在的“中国”在概念上是更为接近的。“中国”长期以来并未作为国家的正式名称，直到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的成立，才使得“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
然而就“中国”概念的发展过程而言，这些概念都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韩教授在本研究中更关注、更多涉及的是文化上的中国。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先民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形成所谓的中国文化圈或称文化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存在一个源头，即早期的起源形成阶段，韩老师称其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国文化圈”。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连续不断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就“文明”的概念而言，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文献中就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表述，里面的“文明”指的是个人有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而现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词，多指对西文词汇“Civilization”等的意译，更强调个人的教养、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更强调外在的内涵。近现代人对“文明”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韩教授认为文明是一个综合的实体，它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实体，如果要对中华文明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则为“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或者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其高度发达的程度需要达到国家的阶段，如此方能同西方、同其他的学者进行对话，即要达到早期国家、进入国家这一阶段，才能进入文明。文明和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等于国家或文明社会，所以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不等同于国家起源的研究。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广义上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文化，认为仰韶文化是中国远古之文化，实际上已经在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果从社会、国家的角度，何时进入早期国家这一层面看，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诸多学者就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韩教授则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可以分成两步或者两个阶段。中华文明同世界上其他所有原生文明一样，都是农业文明，中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距今8000多年前农业有重要发展，距今6000多年前农业走向成熟，在很多地方占据主体而形成了农业社会，也恰好是在距今6000年以后，进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距今5000 多年以后，农业复杂化，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
2.1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韩建业教授认为距今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进程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 “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中华文明作为农业文明，农业的发展最需要精准的农时，“观象授时”即在这时期产生。这时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一类骨叉类器物，很可能就是观象授时所使用的“规矩”，与汉代画像上伏羲女娲拿的天规类似。“观象授时”自然会引发对天的崇拜信仰，以及向天地神灵的卜问。贾湖遗址出土的装有石子的龟甲则被认为可能和占卜有关，长江下游浙江义乌桥头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的 “八卦”类符号，都是比较明确的数卜证据。贾湖遗址发现有和原始宗教、祭祀相关的酒器、祭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还发现“天梯”或“通天神庙”遗迹，白陶祭器上也有这类“天梯”式图案，加上同出的大口獠牙的飞龙、八角星等图案，显示当时确已出现祀天行为和敬天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辽河流域的遗址中也发现类似高庙龙的形象，河姆渡文化中的双凤托日等形象也与湖南高庙通天题材图像类似，表明距今八千年左右及以后，中国大江南北已经形成了一元的宇宙观或信仰。
社会层面，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体现出明确的祖先崇拜的观念已经形成，有秩序的墓葬排列同几千年以来的族葬、族坟墓相吻合，是最早的族葬。同一墓地延续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表现出中国早熟的历史记忆传统，为其他地区所不见，这也为长期农耕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贾湖墓葬已有分化，大墓随葬骨制“规矩”、龟甲、骨笛等“圣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测当时已出现祭祀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可能已经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同时期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环壕村落，房屋排列整齐，以及随葬的精美玉器，表明社会也是很有秩序。之后陕西临潼姜寨聚落房址的有序排列，同样表明此时社会拥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
2.2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韩建业教授认为在文化格局上，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迅猛崛起并对外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最早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是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作为核心区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聚落遗址数量激增三四倍，出现了明显的聚落分化，涌现出数十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居于核心的河南灵宝西坡等遗址出现了200—500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以及随葬玉钺的大墓，这类墓葬强调身份地位而非富裕程度，韩教授称其为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以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为典型特点，中华文明迄今为止的很多核心理念同中原模式有着莫大的关系。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大墓中随葬品极为丰富的情况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则体现出富贵并重的文明起源东方模式。
三、中华文明的形成
至于中华文明的形成，韩建业教授认为存在一个从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演进的过程。文明形成要求成为国家，而国家形成标准最具普适性的是恩格斯提出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与“公共权力的设立”，即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和王权的出现。依此标准，中国大约在距今5100年左右与埃及、两河流域等文明同时步入国家社会、文明社会阶段。
仰韶文化晚期中国有多个文化中心，这时期多国林立，可称为古国文明时期。距今5000年前，仰韶文化至少有三个文化中心，包括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以甘肃庆阳南佐遗址为核心的陇山古国以及三省交界处以灵宝西坡为代表的崤山古国。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有多重环壕，外环壕面积6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中部是由两重内环壕和九座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在中间为有围墙的大型建筑区或“宫城”，中央的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630平方米，为国内同时期保存最好、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的宫殿式建筑。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多重大型环壕、殿堂式建筑、“九台”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规格物品的生产存在专业化分工，表明当时在黄土高原可能存在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拥有区域王权的“陇山古国”。
稍晚些时候，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著名的陶寺文化，陶寺古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发现有宫城、贵族墓地、“天文观象台”等，陶寺晚期文化出土了早于甲骨文的明确的朱书文字，并首创复合陶范铜器铸造技术，证实在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距今约41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南下毁灭陶寺文化，该事件似可与文献中“稷放丹朱”相对应。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石峁古城面积400万㎡，分中心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石峁古城军事性质突出，为同时代城址所少见。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遗址为中心，良渚遗址诸多超大规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规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粮食的生产储备，都需调动广大空间范围内的大量人力物力，良渚古国无疑存在区域性的“王权”。距今5000年左右，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也发现有城址及规模更大的墓葬，并随葬有精美的器物。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有20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至少有120万平方米。这些充分表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社会普遍加速发展，中华文明已经正式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
四、早期中华与古史传说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女娲造人，伏羲画卦、大禹分九州，古史传说中历代中华先祖的功绩彪炳史册。但近百年来，受疑古思潮与西方人杜撰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一度摇摇欲坠。关于早期中华与古史传说的问题，韩教授从其多年研究古史的经验指出，我们对古史传说不能“盲信”、“盲疑”，应当本着实事求是追寻真相的原则。提出运用变迁法和谱系法，将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对应起来。据此，古史传说的人物族属谱系，可大致对应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
五、早期中华文明的模式、特征与基因
关于中华文明的特征问题，韩教授认为中华文明具有两大文化特征，一为“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指中国南北八千多年前就具有的一元宇宙观以及面貌不同但实质相同的多支系文化。正是因为有“一元”，多支系文化才能融合为一体。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与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延续有最直接的关系。另一文化特征是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进程，也是“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的结果。
就起源模式而言，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总体表现为“天下文明”模式。不同于西亚、希腊的城邦制文明，也不同于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流域的模式，中华文明发展出独特的、“一元多支一体”的、多层次、多圈层的复杂文明模式。中华文明不同区域有子模式，其中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相近，表现为稳定内敛、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东方模式则表现为波澜起伏、视死如生、富贵并重、奢侈浪费。东方模式可以发展到很高的物质文化层次，但比较难以长期接续下去。北方和中原模式发展平稳，尽管物质文化不如东方模式发达，但连续性很强。正是因为有这样不同的模式，中华文明才能够兼收并蓄，发展至今。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和广大坚实的二元农业体系，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基本观念，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早期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就是敬天法祖，中华文明几千年传承的血脉里最根深蒂固的也正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最后，尚雪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韩建业教授针对老师及参会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耐心细致的解答，本场讲座也在大家踊跃的提问和衷心的感谢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