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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讲堂M666报道:技术与国运

  • 图文/郑锌煌
  • 创建于 20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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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6日18:30,明德讲堂M666期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著名历史学者、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应主讲国科大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主持本场讲座。

中国和欧洲的第一次战争,是明朝和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在此之前,明朝已推行过军事改革运动,积极引进和吸收外国技术,因此在这次战争中,双方都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运用了最先进的战术,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获胜。而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使用的是19世纪水平的武器,而中国则仍处于17世纪水平,结果是中国惨败。技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战争胜负在开始前就已经注定。两次战争的不同结局告诉我们,“技术决定国运”。本次讲座,李伯重教授为同学们分析,明清时期中外科技水平的差异,探讨技术水平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讲座现场

中国与西方的第一场战争发生在中国与荷兰,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e)指出:“荷兰在十七世建立了全世界最活跃的殖民地帝国,不但与英国竞争胜出,还攻下了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然而,在这场于一六六一年展开的中荷战争里,荷兰却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强劲对手——郑成功。在这场战争中,郑成功凭借着先进的火炮、战船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战胜了荷兰的殖民者。这场战争显示了技术,在两个国家战争中的重要性。双方都使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即红衣大炮,以及最先进的战船,而凭借着更为优秀的士兵素质,中国赢下的这场战争。”

其实这场胜利不是偶然的。早在万历年间,中国和日本之间也爆发了一场战争,技术在这场战争中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虽然国土面积狭小,但是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士兵刚刚经历了日本的战国时期,战斗力强悍。依靠这支百战之余的军队,丰臣秀吉于1584年完成了全日本的统一,于是大举进攻朝鲜,前后投入军队近30万人,三个月内占领了几乎整个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中朝边境,向明朝求救。明朝投入朝鲜战场的兵力约10万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4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百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日本在战国时代就开始积极吸收了西方的战争技术,日本在入侵朝鲜时,拥有1000余艘船船,到战争末期已发展到3000艘左右日军装备的武器为铳、枪、弓矢、倭刀等。日军战船数量虽然可观,但构造简单,性能较差。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明军充分发挥了大炮的巨大优势,日军在日本战国时期基本上没有见过大炮,他们的火器是以火枪为主,而明军的火器则以大炮为主。

讲座现场

到了鸦片战争,清朝军队的装备水平大幅下降明显落后,有些方面甚至不如明朝期。道光十五年镇远、横档、大虎各炮台添铸的大炮是七八千斤的,故新设炮台的大炮当大体上一样,也是七八千斤。而入侵的英国舰队中最大的舰只,也仅备有‘百余位’‘约重七八千斤’的火炮。从重量看起来,双方的大炮好像差不多,但英军的火炮技术含量远胜过清朝,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发明了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到19世纪40年代时,达到了用工作母机制造机械的领先水平。如在制造火炮方面,利用车床先将火炮铸成实心圆柱金属铸件,然后用一种配用超长钻头的大型钻床钻出一个孔,接着到锤床上将这个孔逐步锤削成型,加工成火炮。此法可使炮身较模铸法更加均匀、对称、光洁,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较合理、射击精确度高,既提高了铸炮的精度,又节省工时、坚实耐用。当时,英军火炮部队能发射球型实心弹(分普通熟铁弹和灼热的实心弹两种)、霰弹(包括链式霰掸、葡萄弹和普通霰弹)、开花弹(包括分内装黑火药的开花弹、装有定时引线的榴霰弹和内装纵火药剂的燃烧弹)、燃烧弹和康里格里夫火箭等。各种弹种搭配比较合理,能够对各种作战目标实施打击。

        与英军相比,清军火炮制作工艺低劣、射程较近、炮弹种类较少。在火炮制作上,清朝墨守陈规、坚守祖制。在鸦片战争时期,炮样竟然还是康熙时期留下的。新造火炮因钢材冶炼不纯,气孔多、易炸裂,再加上偷工减料、官员中饱私囊,使得质量极差。由于当时中国冶炼技术落后,所造大炮往往管壁厚而口径小,结果发射炮弹比较轻而火炮笨重,不利于战时调整,转向困难、射界有限、调整射程不易。

讲座现场

那么武器的技术水平能否决定战争的胜败呢?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世界战争史的学者,他曾说:‘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我国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将领戚继光也曾说:‘孟子曰:‘执梃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非真言梃之可御坚利也,盖言人心齐一,即梃非可与坚甲利兵敌者,用之亦取胜。今夫敌甲诚坚矣,兵诚利矣,而我人心何如?乃以白棒当敌为长技,迷而不悟,即孙、吴复起,毋能转移,何其谬讹入人之深也。’可以说,武器确实能够在战争的发挥关键的作用,但是仅仅是武器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一个例子是嘉庆朝发生于川楚交接地区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攻破州县204个。为了镇压这些使用最原始的武器的农民起义者,清朝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大批军队﹐耗费军费二亿两。但是清军战场表现极差﹐被击毙的提镇等一二品大员多达二十余名,副将以下将弁更达四百余名,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将此次起义镇压下去。正如学者帕克(Jeremy Parker)所言:“单单‘技术优势’本身很少能确保作战的胜利,正如瑞士军事作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在19世纪早期所说的那样:‘武器装备的先进可能增加作战获胜的机会,但赢得战争的却并非武器本身’。甚至直到20世纪,战争的结局较少决定于技术而更多地由其他因素来决定。”

讲座现场

众所周知,在18世纪及以后,中国与西方在技术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8世纪后半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恩格斯于1845年首次提出工业革命一词,汤因比1884年出版的《工业革命讲演集》使得此名词被经济史学界普遍接受。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而在技术上领先了几千年的中国的工业革命却迟迟未到。学者黄一农研究发现,清朝前150多年大量兵书当中,竟然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到雍正(1723-1735)末年,清政府发现驻防的守军,从来没有做过火炮演练,以至于准头的远近、星斗的高低,官兵茫然不知。即使到了道光年间,用铳规量度仰角以调整射程远近的方法,仍然是中国营兵所不习。到了1860年代至1890年代,清朝洋务派才开始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创办近代军事、民用工业。

讲座现场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到技术决定论的问题。所谓技术决定论,其内涵是技术的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化的关键因素。但是,技术进步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技术进步的原因是对社会趋势的回应,技术变化必须与现存的社会环境相容。依照一种为许多人所默认的看法,一项新技术发明出来后似乎就会‘理所当然’地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所言:‘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技术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多的要依靠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历史可以给予我们启示,让我们在一个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中,发现未来前进的方向。鲁迅说过:“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主讲人简介: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获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曾任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以及《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等。

【图文/郑锌煌,审核/吴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