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30日，国科大明德讲堂历史系列有幸邀请到著名考古学家、《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一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为200余位师生讲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讲座一开始，韩先生就明确指出，题目里这两个词联系非常紧密，但又是明显不同的概念。他从基本知识出发，回顾了文物里最早的“中国”二字，文献里最早的“中国”和随着历史不断发展的“中国”概念。“中国”一词从一开始的单指洛阳附近，逐渐在地理上扩大范围，最终也从单纯的地理名词成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而韩先生所讲的“早期中国”，即早期的文化中国，或者说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并不等于政治意义上的早期中国。韩先生认为，“早期中国”是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有着相当的稳定性，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
文明又是什么呢？韩先生首先辨析了中国先民眼中的“文明”与西方的civilization一词，指出前者重在以文化蛮、明德，强调社会和个人的内在属性；后者重在物质发达和个人教养，强调社会和个人的外在属性。而近现代以来，布罗代尔、亨廷顿、苏秉琦、冯时、王巍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对文明下过不同的定义，在韩先生看来，文明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具有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主要方面；而中国文明是中国文化圈内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家阶段）。但文明不等于国家，中华文明更不能与中国划等号，正像汉学家白鲁洵所说，“中国是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随后，韩先生追溯了这一问题相关的学术史。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考古），如今学界关于“早期中国”的形成主要有三种看法：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秦汉以后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早期中国或者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夏商时期；早期中国出现于商代晚期或西周时期。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则有夏鼐、苏秉琦、严文明、王巍、冯时等学者前后持不同说法。
在韩老师看来，研究早期中国要从早期中国之前的中国开始，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古人类进化及其文化发展就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如铲形门齿、砾石-石片工业、南方的砾石石器、北方的小石器，这些并不完全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也正是如此，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
接着，韩先生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区系的分布，并以上山文化（距今11000-9000年）的八卦符号为例告诉大家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能非常遥远。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尤其是在距今8200年左右——被韩先生称为裴李岗时代，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韩先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如裴李岗的规矩、酒器、土坑竖穴墓（族墓、祖先崇拜、历史记忆，为长期农耕生活提供了正当理由和“合法性”），贾湖的骨笛（可能是天文仪器）、龟甲、符号，陕西白家文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7000年）的大型建筑，双墩文化（距今7300-7000年）刻画符号，跨湖桥文化（距今8200-7000年）的算筹，高庙文化（距今7800-7000年）的巨型祭祀场、排架式梯状建筑、飞龙（延续到商周）、天梯，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500年）阜新查海遗址里与高庙文化十分类似的飞龙形象，为听众说明当时的聚落分化加速，形成了高度复杂化的社会。
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韩先生展示了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河洛古国、崧泽文化、红山文化相关的遗迹与遗物，认为公元前4200~3200年庙底沟类型的大量扩张形成了文化上的最早的中国，这一阶段也被他称为“庙底沟时代”。著名的鹳鱼石斧图曾经被严文明先生解读为崇拜鸟的部落战胜了崇拜鱼的部落，而在韩先生看来，这副图案就是庙底沟类型战胜半坡类型的象征。此阶段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大房子和大墓等文化遗迹，被韩先生认为是先民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观念的体现。在这一时期，仰韶文化均出现庙底沟类型的特点，并向四方传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文化上逐渐趋同。
韩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初级的早期中国文明正式形成，各地都出现了迈入文明门槛的高等级区域文明，如良渚（大型水利工程）、龙山、石家河（祭祀区曾出土几十万件陶杯）、肖家屋脊、陶寺、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等等。
最后，韩先生以一位考古学界的眼光，从人类社会演化的高度区分了全新世以来欧亚大陆三大文化圈，并概况了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敬天、法祖、明德；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韩先生认为，这些来自“早期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重连续发展、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正如习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最新讲话里指出的那样，“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