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5日13点30分，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5年第5期“科学与人文”讲座于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张明悟老师主讲，讲座题为“气候危机与信仰转向：辽大康三年密教崛起的跨学科解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黄荣光老师主持了此次讲座。
辽代（907-1125）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张老师基于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金经幢研究”，从考古遗存、文献考据与气候史学三个视角，系统揭示了辽代晚期密教爆发性发展与气候灾害之间的深层关联，为宗教史研究提供了创新性范式。
一、辽代佛教兴盛的历史图景
讲座以辽代文化遗产为切入点，梳理了现存八大辽构（辽代木构建筑）的宗教艺术价值。应县木塔以67.31米高度与复杂斗拱结构，被誉为“中国古建技术巅峰之作”；独乐寺观音阁、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等建筑，印证了辽代佛教建筑的辉煌成就。张老师强调，辽代现存佛教遗存数量远超同期宋、金，且多属皇室敕建，折射出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据《辽史》统计，辽鼎盛期人口约900万，而戒台寺法均大师塔铭记载其信众达500万，虽存夸张，仍可窥见佛教的全民化倾向。学界近年提出“东亚佛教文化中心辽移论”，认为辽代佛教在体系化、实践性上已超越宋地。
二、密教独尊：从经幢考古看信仰转向
张老师将研究聚焦于辽金经幢这一独特载体，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经幢源于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信仰，其核心功能为“影沾尘落，灭罪消灾”。张老师通过量化分析发现，辽代经幢分布呈现显著时段差异：大康元年（1075年）前仅存63座，而此后50年间激增至240余座，且咒语种类从单一“佛顶尊胜陀罗尼”扩展至“大悲咒”“随求咒”等数十种密教真言。尤为关键的是，大康三年（1077年）《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序》明确记载辽道宗下旨推行密教典籍，标志官方宗教政策转向。经幢题记亦显示，此期建幢动机多与“赈灾荐福”直接关联，如大安三年（1087年）巴林左旗经幢铭文载“时岁饥馑，骸骨遍野……建幢灭殃”，揭示宗教实践与灾异应对的紧密联系。
三、气候危机：密教勃兴的自然驱动
张老师在研究中引入环境史学视角，指出辽中后期（11世纪70年代起）西辽河流域进入冷干化气候阶段。据《辽史·灾异志》统计，大康元年至寿昌五年（1075-1099年）间，中京、南京等核心经济区频发蝗灾、旱灾及地震，仅大康元年至六年便记录重大灾害27次。气候突变导致游牧-农耕交错带生态脆弱性凸显，契丹贵族与汉民共同面临生存危机。
在此背景下，密教“即身成佛”“禳灾祈福”的特质契合社会需求。史料显示，辽道宗多次敕令密僧设坛祈雨，甚至亲自主持“以水相沃”的密教仪轨（《辽史·道宗纪》）。密教领袖觉苑、法悟等被授予“演密大师”尊号，其编撰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成为国家宗教仪典范本。张老师强调，密教在辽代的“功能化转向”，实为政权借助宗教力量稳定社会的政治策略。
四、跨学科启示：文献阙略下的研究突围
面对《辽史》疏简（全书仅116卷）、密教文献散佚等困境，张老师创新采用科技考古与宗教考古的交叉研究方法：
张老师由此揭示了辽代密教勃兴绝非偶然，它是气候突变、政治诉求与宗教传统共振的历史必然。
结语
在讲座的最后，张老师总结道，在极端气候带来的生存压力下，密教既为个体提供精神慰藉，亦成为政权凝聚共识的文化工具。他还向听众们展示了自己珍贵的经幢拓片藏品，并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张老师基于研究历程提炼出三重方法论启示：其一，研究深一小步，发现前进一大步。尽管辽史文献系统阙略，但通过深耕经幢咒语版本流变这一“微小切口”，张老师成功串联起密教发展轨迹、灾害应对机制与皇权干预的多重线索，印证了“精微实证”对宏观历史叙事重构的撬动作用。其二，常规史料的创新性阐释路径。研究刻意规避对稀见文献的依赖，而是重审《辽史》《全辽文》等基础文本，通过文本分析与计量模型的构建，从“常识性史料”中析出气候恐慌与宗教安抚的隐性关联，实践了史料的批判性再生产。其三，多学科协同的史学解释力突破。 张老师通过融合物质文化分析、科技考古、宗教人类学等多学科工具，突破了传统政治史叙事框架，证实了跨学科方法对民族政权社会韧性研究的独特价值。
张老师最后强调，当前科技史研究亟需摆脱“史料匮乏”的思维定式，以方法论自觉激活传统材料的学术潜能。即便是“冷门”领域，亦可通过问题深耕与学科互融，实现从碎片到图景的史学跃升。讲座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讲人简介】
张明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科技考古与佛教考古，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面上课题1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2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