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5日13点30分，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4年第22期“科学与人文”讲座于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一3教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蒋澈老师主讲，讲座题为“自然之‘书’：写本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的近代西方科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老师主持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蒋老师向同学们介绍本次讲座选题的由来，与科技史专业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这一学科性质有关。科学的发展史也是书籍的演进史。知识的物质媒介——书籍，从手写本到刻印本的转变，使得文本的知识理念也随之变动，而科学革命就诞生于这一转变发生的重要时段。本次讲座，面对写本文化到印刷文化中悄然改变的“文本性”（textuality），蒋老师介绍了他在书籍史、阅读史和书志学方面的重要研究，并向老师同学们展示分享了自己珍贵的书页藏品。
一、西方科学史与西方书籍史
书籍的历史非常悠久，书也一直是重要的知识媒介。在科学进程中，从伽利略时代开始把近代科学比喻为一本要阅读的自然之“书”。这个隐喻里，“自然”概念在变的同时，“书”的概念也在变。蒋老师强调，对于不同材质和书写形式的书籍我们不能假定读者对于文本的感知是一致的，且书籍的一些特定形制的存在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文献学的核心就在于重视不同时代的形制暗涵的“文本性”（textuality），即要重视文本其中涵盖知识理念的集合。于是，蒋老师从可考证到的书籍形式的起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卷子本（scroll）开始介绍。“卷子本”主要使用的材料是纸草（papyrus），偶也会使用皮纸（parchment）（牛犊、绵羊或者山羊皮）。蒋老师分享了埃及的纸草工艺品供同学们触摸感受，让大家有了更直接的感官体验。
2-4世纪，基督教兴起。为了便于宗教传播，书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往地位低下的册子本（codex）逐渐取代了卷子本，书籍从手卷演变成装订起来的册页。册子本便携耐用、成本低廉、不易篡改、容量大等特点使得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使用。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印本书籍出现。蒋老师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了首印本（editio princeps，拉丁语）的概念，是指一本书最早的印刷版本。由于其能反映出书籍比较早的情况，在文献学研究上也极其重要。此外，蒋老师还向大家介绍了文献学中其他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说（手）稿本（Autograph）、写本/抄本（Manuscript）、整理本（Edition）等等。蒋老师提出，在实际情况下，西方古代中世纪或者近代早期的稿本早已佚失，目前我们做研究所能读到的文本一般是写本或者抄本。抄本的问题在于可能抄写出现错误，其次可能存在恶意篡改文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整理本，一类特殊的整理本叫做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是说经过了比较严格的校勘，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或者说它可以提供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关于中世纪的写本或者抄本的研究，蒋老师提出一个叫写本学（codicology）的学问，它是以册子本形式的写本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是一本书、中世纪的一本书在物理上是怎么构成的，怎样制作出来的。因此，也有的人管它叫做书本考古学、书籍考古学。另一套专门的学问叫做古字体学（paleography），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样去辨识拉丁文。这种识字或者古字体学的训练在一般的语言教科书中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一套专门的学问。古字体学和写本学两个领域放到一起，我们可以统称为写本研究（manuscript studies），一方面论及物理的书籍形态，另一方面关注字体所蕴含的意义内容。
公元4世纪以后，书籍的制作材料发生转变。皮纸已经基本取代了所有纸草文献。14世纪，欧洲进入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纸张生产逐渐扩大，但是动物皮纸依然并存使用。西方科学文本传播的主要形式依托于皮纸。由于皮纸是不规则形状的，在裁剪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折叠的装订行为。折叠形成的“书帖/叠/折”（quire）不光成为了一个造纸单位也变成了一个书写单位。通常，中世纪的抄写员抄写完一叠之后才进行装订。书籍最常见的尺寸有四折-八页（quaternio）或五折-十页（quinio）。皮纸取材于动物的毛皮，因此一片皮纸有毛面和肉面之分。抄写员可以决定毛面和肉面的排布，中世纪正常做法是毛面对毛面，肉面对肉面，毛面在一叠书帖最外；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效仿古代晚期做法，肉面在一叠书帖的最外。成为一沓书页之后，需要在书籍的边缘打孔来帮助书写定位，包括干点法（用硬物画出印迹）和墨点法（用墨水画出印迹）。除了对书写载体进行介绍，蒋老师还向老师同学们介绍了用于书写的墨水。早期适用于纸草的墨水是油灯烧尽之后残余的“灯黑”（lampblack），这种墨水不适用于皮纸。中世纪之后，墨水由“灯黑”进化为“铁胆墨水”（iron-gall/oak-gal），这种墨水是酸性的，能在皮纸上留下颜色痕迹，但也因此不能通过洗涤的方式擦除。
蒋老师特别提到在抄写工序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段落或者书页开头的首字母极具装饰性。这类字母是作为区分文段而存在的，通常会花很大功夫绘制装饰，描摹的非常精细华丽。往往越高级的写（抄）本，其首字母绘制得越大，这类书籍常常被用作礼品用以结交达官贵人。蒋老师介绍到，首字母的书写并非凭空即兴创造，而是有自己的范本。另外，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书写习惯，如10至11世纪，英格兰的写本会交替使用红色和绿色颜料书写首字母；15世纪人文主义者则喜欢在首字母上增加藤蔓图案。一般来说，首字母大部分与书的内容高度相关，往往一个首字母就能说明一个故事，所以它也是书籍中重要的一部分。
抄写工作通常采用团队合作的方式，然而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书籍制作往往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无法适应教学的需求。所以12世纪左右，伴随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法国发展出了一套高效的抄写系统（pecia system）。老师创作出稿本（autograph）之后在作者或者其他人的监管下抄写出誊本（apograph），之后给文具制造商制作范本（stationer’s exemplar），最后给学生分发peciae。学生又可以在这版上进行副本制作（peciae copies）。抄写的时候，除了通常使用的黑色墨水，还会使用红色墨水以区分内容。在中国古代也出现过朱墨分书这一做法。这是因为黑色和红色是最易获取的颜色。
对于书籍中的插图，中世纪的书籍除了徒手绘制，通常会使用一个“粉印”（pouncing）的方式来保证准确的图像复制：具体来说就是在原版图像下放置皮纸，用针或其他工具戳出虚线，再将留有痕迹的皮纸放在需要复制图像的皮纸上，通过撒粉留下痕迹，把虚线连起来就完成了图像复制。在中世纪，书籍的装饰性主要体现在泥金写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s）这类典型的书籍上，这是一种装饰了贵金属，以至于可反光的写本。 “illuminated”是一个使用相对宽松的术语，既可以泛指有装饰的写本，也可以特指金属装饰的写本。在中世纪晚期，金的使用主要以金粉与金箔两种方式出现。
二、写本及其文献学描述方法
以上蒋老师介绍的主要是书籍演进的物理形态。除了书中的正文以外，蒋老师提到有一类文字值得历史学研究者重视，那就是注文（glossa）。在中世纪，给书籍加注文是由抄写员完成的，在书籍制作中加以批注。所以常常与正文一起被复制。有时候注文也不写于行间或页边，而是将一章或者一节的注文集中于末尾。在写注文的时候，每个注文前要先写出对应的正文字词，即lemma，而一套“集解”（glossae collectae）有时也可能脱离于正文而独立流传。12世纪以后注文的发展越来越规范，在打格的时候就计划好正文和注文的位置，注文不再是后来添加的，是与正文同时抄写而成的。注文也从解释圣经扩展到各类法律文书、隆巴德的《箴言四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等其他文本之中。
此外，蒋老师指出有一类给文本做标记的记号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兴趣。中世纪的书籍往往由不同文本拼凑而成，因此阅读时需要跳跃式（discursively）翻阅，这就需要一些定位工具（finding aids）来帮助读者找到特定的内容。一般有书签（bookmark，读者夹在页间的任何东西）、皮革带（leather strings，装订时添加在写本中）和定位标签（finding tabs，标出常用页）这几种工具形式。对于写本内容的引用，蒋老师向同学们仔细讲解了中世纪书籍特殊的标页形式。中世纪的一页书纸统一标一个页码，正反两面以recto（正面，简写为r）和verso（反面，简写为v）标注，即f.19r表示的就是第19页纸的正面。
接下来，蒋老师进一步向大家介绍了写本的来源和传承问题。写本的来源指的是写本制作的源头，写本的传承指的是写本的授受、继承的流传史。对研究知识的流传史来说，写本最早的收藏机构实际上不同于写本的制作地，因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委托制作的关系。写本来源的判断可以通过跋文、内文中的证据、同一缮写者、水印来判断。跋文由缮写者记于写本末尾，常见的要素包括缮写者名字、缮写地、为谁而写以及缮写时间。内文中的证据主要体现在书写者身上，抄写者往往倾向于改动文本，掺入与自己有关的内容，例如编年史提及的人物、史事等。有的写本没有办法判断来源地的信息，但可以通过同一缮写者在其他写本中给出的信息进行推断。中世纪晚期以来，许多书写本写在纸张上，这类写本可能会有水印。此外在有许多纸张作坊的地方，写本的来源地可假定为不远离于其水印所指示的纸张作坊。但是在无纸张作坊，需要纸张进口的地方，则很难通过水印帮助判断写本来源。
写本的传承可以通过藏主题识、纹章、藏书室排架号、中世纪藏书目录中的条目、后加文本注文和批注等方式进行判断。在写本的流传过程中，还存在写本的辨伪问题。第一种是“仿”，这种情况是无意欺骗。第二种是“伪”（forgeries），是指有意欺骗，最常见的是中世纪的特许状（charter），可通过书写特征与所用法律、经济术语辨别。当代作伪的动机一般是在文物市场上面，如20世纪初有著名的“西班牙伪造者”（Spanish Forger），在中世纪皮纸上作画，其制作的人物形象风格多轻佻而无虔敬感，与中世纪风格迥然不同。耶鲁大学收藏的《文兰岛地图》（Vinland Map）中格陵兰岛的轮廓与当代的地图过于相像，因此被认为是作伪。
蒋老师还系统地阐述了写本描述方法。首先，不同领域的学者可能对写本描述有不同的需求。如文献学家想要获得关于文本的信息，艺术史家希望了解写本的装饰和插图情况，而古字体学家或写本学家旨在了解写本的物理特征，包括书叶大小、书写区域大小、字体等。因此，一个比较完整的当代写本描述一般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写本的内容，第二是写本的物理特征，第三是写本的传承史。关于写本内容的描述，文本应该按照写本中出现的顺序列出，通常指示出起止叶，更细一些的列出具体的起止行，有分栏的列出左栏和右栏。涉及到具体的内容，如文本在写本中有题名，应当照原样录出，如有明显语法或正字错误，可在有误处加括号注明，提示读者这是原写本中的书写错误，而非描述者的笔误或排印错误。接下来抄录文本开头的字句，严格保留原样，最好录完一整句，以便读者确定文本内容。最好同样抄录文本结尾，和开头之间用省略号隔开。另起一行，写出作者名、现一般接受的题名及最佳的现代整理本。这个过程中，描述者应确定具体是何文本。
写本的物理特征描述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书写材质、叶数、分叠结构、书叶大小、书写区域大小、每页行数、正文字体、装饰的特征和位置特征、装订。不同目录对这些物理特征的描述体例不一。在描述叶数时，应区别中世纪时代原本的书叶和现代装订的后加叶，一般用阿拉伯数字描述中世纪的书叶，用小写罗马数字描述现代加叶。书写区域的尺寸，描述的是“平均”情况，测量方法不一样，但一般来说只会有几毫米的差别。
最后是写本历史的描述，首先可以引用内部或外部（如数目）的材料，描述写本的历史；其次，可以关注中世纪的题识、藏书标记，中世纪后的藏主签名、钤印、图书馆标记等。在完成写本描述后要写提要，习惯上一般位于描述的最开头，需要写明一卷写本的内容、写明来源地和年代。
三、写本时代知识史与“新语文学”研究方法
写本这类文献，在传承过程遇到的问题非常多。因此在对文本进行梳理时，延伸出一类学科——校勘学。这方面，蒋老师讲解了两种西方的调研方法。其一，是最经典的拉赫曼方法（Lachmann’s method），即为谱系学（stemmatics/stemmatology）。19世纪的语文学家意识到，需要一种严格的程序来保证异文的选取和判读，而不诉诸个人主观因素。德国语文学家拉赫曼（Karl Lachmann, 1793-1851）以确立文本（constitutio textus）（的祖本）为目标，通过对校（recensio）、审查（examinatio）和修正（emendatio）三大步骤来进行校勘，对校环节的核心就是建立抄本谱系树（stemma codicum）。谱系树的生成过程就是分析不同写本/抄本之中的内容，判断其中的关系。但由于抄本材料非常零散，特别是中世纪的很多抄本著作已经失传，很难得到科学准确的谱系树。
于是有了第二种方法——贝迪耶方法。约瑟夫•贝迪耶（Joseph Bédier, 1864-1938）是法国语文学家，主要整理古法语文本。他于1928年在《罗曼学志》（Romania）上发表《（形影吟）抄本传统，兼谈对古代文本整理方法的反思》（La tradition manuscrite du Lai de l’Ombre. Réflexions sur l’art d’ éditer les anciens textes）一文，提出新的校勘方法，即“善本学”（codex optimus）。《形影吟》（Le lai de l’ombre）是由让•勒纳尔（Jean Renart，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所著，该书后来由贝迪耶进行了整理，并于1913年正式出版。贝迪耶认为，历史上的文本都是以各方混合添加的方式得到的。与其构造一个没有人读过的文本，不如尽量找到一个好的善本。
贝迪耶的方法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相对主义思想。贝尔纳·切尔奎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提出的“新语文学”（New Philology,也叫“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就是受贝迪耶思想影响形成的对中世纪书籍研究的新方法派。蒋老师指出，中世纪文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每一位抄写者都会对文本进行修改和增补，这使得文本非常容易被挪用到不同的场景，进而产生新的变化。抄写者的权利是远远大于作者的。所以,文本变异在中世纪是一个普遍现象。甚至于在中世纪，作者并不在书籍创作中占有特殊地位，反而抄写者的地位更为凸显。中世纪文本的内在是复杂繁多的，像拉赫曼方法中那样要确定一个文本或一部著作的语文学家从根本上就错了。蒋老师随后介绍了美国学者尼科尔斯对“新语文学”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尼克尔斯称“（新语文学）以后现代的方式回返至中世纪研究的起源之处”，并为其主编的专刊《新语文学》撰写了纲领性的导言《写本文化中的语文学》（Philology in a Manuscript Culture）。接下来，蒋老师以《几何原本》的整理为例，论证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校勘史。
四、印本及其文献学描述方法
蒋老师讲到，到了印本时代，对书籍物质形式的描述与研究发展出一类专门的学科叫书志学（Bibliography）。在中国类似于“版本学”。书志学又可分为分析书志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和描述书志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前者研究书籍的制造过程，后者对书籍给出标准描述。这一学科可服务于书籍史（history of books）的研究。关于这一类学问，蒋老师向大家分享了一些专著和课程，有美国学者托马斯·坦瑟勒所著的《分析书志学纲要》、Fredson Bowers所著的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Philip Gaskell所著的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G.Thomas Tanselle所著的Descriptive Bibliography等等。描述书志学对于书籍的印张（sheet）、书页（leaf）、纸张、版式、集帖（gathering）、配页（collation）、插图、书名页等等的全部内容都要进行列表和记录。
五、印刷文化与科学革命
在最后一部分，蒋老师就科学革命中印刷文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进行论述。这一言论的主推者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他以法国史为研究方向，在其重要专著《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1980）中创造性地提出知识史存在“写本文化”与“印刷文化”的对立。其中印刷术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它促进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在“印刷文化”时代，主要特征表现为书籍产量的增加和生产书籍所需工时的急剧减少。这一时期，读者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印刷商为了更好地销售书籍，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读者身上，并做出了一系列方便读者的改变。分散各地的读者可以看到相同的文本和图像，意味着知识的标准化和固定化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增强了图像的认知功能。印刷技术使得文本的比较与交叉引用变得更加容易，对知识的整理、编订和分类有利于知识的持续积累和改进。此外，印刷商为了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成为了一个“跨界者”。在这个时代，保存记忆或知识的方式是通过公开的形式，这与近代和前现代时期保存知识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催生了新的知识伦理。
蒋老师以现象为切入点，对于印刷书籍的“固定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知识传播中的信任议题。他指出，印本书籍的文化观念的建立过程是漫长的，并针对电子时代带来的新挑战进行了可能性讨论。
最后，蒋老师总结道，书籍的物质形式会影响人们对文本的阅读，不同的物质形式会促使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在很多情况下，书籍规范着一个时期内科学家知识生产的方式和目标。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我们尤其应关注物质形式的作用。
六、互动交流
在蒋老师的精彩演讲之后，有同学就讲座内容向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问，苏湛老师也结合中国文献的特点分享了自己的见解，蒋老师对此都做出了精彩的解答与回应。最后，苏湛老师对蒋老师的辛苦讲解和同学们的积极参与表示感谢，并宣布讲座圆满结束。
【图文/张紫瑜】
【主讲人简介】
蒋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早期科学史、博物学史。有专著《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另有《描述的科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现代科学的博物馆》等译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多项。现为博物学史学会中国代表、仲英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