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7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4年第7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一2教室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姚大志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启蒙运动与科学”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姚老师指出本次讲座将从法国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四项研究出发，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史叙事框架，试图为理解法国启蒙运动的内涵、近代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新的思路。
姚老师讨论了四部著作的编史叙事框架，它们分别是达恩顿（Darnton）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李斯金（Riskin）的《感性时代的科学：法国启蒙运动的情感经验主义者》、单克（Shank）的《牛顿战争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和威廉姆斯（Williams）的《启蒙运动时期蒙彼利埃医学活力论的文化史》。
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十年，维也纳医生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在巴黎风靡一时。但巴黎官方机构对催眠术抱有敌意。催眠术学派对此进行还击，并最终将矛头指向了王朝体制本身。达恩顿的著作中催眠术运动与波旁王朝末年的政治走向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了一起，由此从科学争端走向了政治上的对立。围绕启蒙运动的终结这一主题，达恩顿的研究揭示了文化思潮更迭时期，科学发挥的作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
姚老师指出，达恩顿在该著作中涉及了两种叙事框架：
一是催眠术研究的时代背景——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两种文化思潮的依次更迭。指引了达恩顿的叙事走向。浪漫主义与非理性的精神关联密切，充满个人主义倾向，强调神秘的思维状态和极端的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同频。达恩顿的叙事从理性的启蒙运动走向了反理性的浪漫主义运动，表现为最初坚持理性的催眠术学派成员到最后放弃了理性的思潮，接受了极端的思想，纷纷投身到革命中去。
二是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譬如在书中，达恩顿在写作中使用的叙事框架或称技巧，构成了一种暗示：将作为“业余科学家”的梅斯梅尔与“专业科学家”对立；将“学术官僚”和“非专业人士、普通大众”对立；将“学术体制”与“反学术体制”对立。
姚老师认为，达恩顿在写作中同时使用的上述双重叙事框架间存在张力。第一种叙事框架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宏观历史叙事，注重揭示催眠术学派随时间流变产生的理论发展；第二种叙事框架则是由一系列概念或范畴编织成的概念网络，以理论和逻辑性见长。鉴于读者在阅读时捕捉后一种叙事框架的便捷性，他们容易获得来自作者的非黑即白的暗示，将催眠术视为一种神秘学传统或伪科学。相较而言，仅根据达恩顿提供的第一种叙事框架来解读，即从催眠术自身的发展流变来看，则可导向相反的结论。
李斯金在书中检验了18世纪法国感性科学的诸多理想案例，阐发了18世纪感性传统如何塑造了法国人对科学、文化、政治、社会的理解，同时也从不同角度说明感觉经验和情感等要素与科学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共同形成了自然知识的基础。
李斯金在每一章提供了一个学科的案例，涵盖了生理学、心理学、文化与社会，经济、伦理，政治等现象。姚老师讲道，在具体章节中，李斯金考察了18世纪的学者围绕“失明”病例的讨论，在某病例中，先天失明的盲人可以与人讨论颜色的概念，但当他后天复明后，看到的颜色是否与先前持有的颜色概念一致？此外，李斯金还探讨了18世纪中期电学纲领的竞争，他认为美国人富兰克林的科学立场代表了一种感性科学立场，符合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因而他的理论为法国人所欢迎并接受。
姚老师认为，李斯金在著作中铺设了两种叙事理论框架：
首先是传统的叙事框架，其中理性与情感，科学与文学艺术平行发展。通常认为18世纪存在两种文化，科学文化自不必说， 18世纪的美学理论重视崇高与壮美，同时期的哥特文学崇尚恐怖、神秘。对于情感和感性的强调支撑起了与科学文化平行发展的偏重感性的文化。与达恩顿将这两种文化植根于两种思潮，视两者为前后相继关系不同，李斯金认为两种文化几乎并列。
此外，李斯金借助既有的框架叙述故事的思路也与达恩顿不同，他试图打破启蒙运动的宏观叙事，并尝试构建新的框架去重新诠释18世纪。李斯金认为在18世纪的思想生活中，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经验是相容的，并试图用情感经验主义描述这种相容性。李斯金的情感经验主义一方面是从他提供的个体案例中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他所解读的情感经验主义又能证明其提出的案例的重要性，即他的主张与验证形成了一种闭环。
霍布斯鲍姆写作世界史时将18世纪命名为“理性的时代”，而李斯金称：“对于法国科学来说，‘感性的时代（Age of Sensibility）’应该获得广泛接受，最终可代替更为常见的‘理性的时代（Age of Reason）’”。对待这一反常识的论断，姚老师在重读拉·梅特里的著作《人是机器》时产生如下思考：作为18世纪承袭笛卡尔传统的科学主义的著作，《人是机器》的叙述风格更加偏向感性，接近李斯金所称的“情感的论述”，在形式上也近似散文，并未诉诸理性的工具，这无疑让人再次对“十八世纪是理性的世纪”这一论断和产生这一论断的源头产生怀疑。
围绕李斯金和达恩顿的分歧，姚老师总结：李斯金视启蒙运动的本质为情感和经验，因而主张催眠术的倡导者们始终是启蒙运动的代言人，催眠术学派并未走到启蒙运动的对立面。
姚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单克引用Pope的诗句“神说，让牛顿去吧！万物遂成光明。”一句，意在指明在科学革命的编史学叙事中，牛顿取得的成就象征着科学革命的顶峰和高潮，忽略牛顿之后的科学史这一编史倾向占据主流。但对于法国启蒙运动而言，作为启蒙运动果实的牛顿成就扩散到法国的过程恰恰是艰难而曲折的。描述这一过程，并从中洗练出新的叙事或编史学框架，是单克所做的主要工作。
单克在《牛顿战争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中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一是牛顿和18世纪的法国是如何相遇的？二是法国启蒙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针对第一个问题，单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回答有关牛顿科学的传播史问题。姚老师认为，该问题揭示了科学革命的地方化问题，同时牵动了包含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且延伸出了科学革命是否也存在于如上区域、如何表现与识别等诸多问题。
姚老师将单克的关注焦点定位为“法国科学的传播史问题”或“科学革命传播史问题”或“启蒙运动的开启史问题”。伏尔泰在《英格兰书简》中将牛顿科学引介入法国，该书又被视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两者共同构成了关于法国启蒙运动开端的经典叙事。单克对此经典叙事发出了挑战。他指出，早期牛顿科学在法国的发展情况证明，日后开启的法国启蒙运动并非伏尔泰在1734年的一人之功，法国启蒙运动的开端要更早、更漫长也更复杂。
单克认为，牛顿理论向欧洲大陆传播需把握两条线索，一是伏尔泰的工作，二是莫培督为牛顿理论的公开辩护。两条线索贯穿普罗大众和官方科学家群体。但牛顿世界观下的知识本身并未能动摇笛卡尔主义在法国的地位，为接受牛顿理论提供沃土的是席卷当时社会的批判风潮。
姚老师总结，单克的叙事框架对传统叙事框架做出了三点修正，一是对牛顿革命做出修正，二是对伏尔泰开启启蒙运动的修正，三是对牛顿力学和牛顿世界观的传播和法国启蒙运动开启之间关系的修正。此外，单克还对修正后的编史学框架进行了考察。姚老师认为单克的研究的价值之一在于提请研究者注意：如果科学革命的地方化或科学革命的传播本身需要划入科学革命之内，则科学革命就不能被视为结束于1687年。
四、威廉姆斯的《启蒙运动时期蒙彼利埃医学活力论的文化史》
姚老师将威廉姆斯的工作重心归结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探讨在启蒙运动和旧制度时期，法国地方医学家如何借助社会文化和体制资源传播活力论并且提升影响力？二是随着外部社会和体制环境的变迁，蒙彼利埃活力论的发展空间又如何受到了抑制？
姚老师介绍，作为波旁家族的传统封地，蒙彼利埃在18世纪及之前是法国的文化科学重镇。在18世纪医学史的传统叙事中存在启蒙运动科学与蒙彼利埃活力论的二元对立框架。前者被视为理性的、机械论的、还原论的，后者则与之相反。
威廉姆斯所确立的新框架试图打破上述传统框架。威廉姆斯考证，蒙彼利埃医生对王室的影响力至少可以追溯到波旁王朝建立初期，并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王室御医的身份赋予了蒙彼利埃医生在医学教育及培养医学人才方面的特权。蒙彼利埃活力论流派诞生于18世纪30年代，其基本观点建立在对生命力的理解之上，认为生命力能够解释所有的生命现象，但本身无法为科学所解释，也无法量化或用数学工具来讨论。
随着18世纪蒙彼利埃医学中心的持续发展与壮大，蒙彼利埃所教育出的活力论者也逐渐流入巴黎，并与波旁家族及其分支长久维持了信任关系，这一关系又保障了来自蒙彼利埃的医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与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建立紧密的联系。为了在巴黎宣扬活力论观点，活力论者与百科全书派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与狄德罗等代表人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亲自为《百科全书》撰写大量词条。
由此，威廉姆斯对传统叙事框架提出挑战：“启蒙运动的代表性成果《百科全书》中包含大量关于活力论的词条，那么是否应该将活力论观点从启蒙运动的核心观点之中排除出去呢？”，进而塑造了新的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运动科学图景。
五、结语
在讲座临近尾声之际，姚老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核心议题——叙事框架对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逻辑结构的作用。通过对上述四个叙事框架的回顾与分析，姚老师指出，不同的叙事框架并非体现了相对主义，而是暗示了作者本人的立场与预设前提。在开展研究时，研究者需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并以此立场为基础接受相应的观点，或拒绝并退回传统的观点，而不可能脱离任何观点。从这一角度而言，叙事框架就是研究者的立场与预设前提的潜在体现。
【图文/张议文】
【主讲人简介】
姚大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史编史学和科技发展战略。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史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期刊编辑部主任、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和国际期刊Technology and Culture编委（2021-）。出版有《科技革命与法国现代化》（2017）和《身体与技术》（2020）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