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3年第20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一5教室举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蒋澈助理教授应邀做了题为“欧洲前现代博物学文本的源流”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蒋老师先提出“什么是博物学？”这个问题引出本次讲座的内容：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欧洲并不存在如今被称为博物学的学科，只有关于动物、植物、矿物的博物知识，这些知识散布在自然哲学、农学、草药学这三大知识传统之中。自然哲学传统主要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生物学研究中，罗马时代的农书作家群体与迪奥斯科里德斯等草药研究者追求关于自然物的两类典型的实用知识，这三条知识传统初步综合于以普林尼的《自然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在欧洲前现代博物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古代晚期至中世纪的《圣经》解释学塑造了一种对自然物的新理解及“自然之书”观念，这种观念通过中世纪的百科全书文本对西方古代博物知识作出了新的综合，并为近代博物学的诞生做了充分的准备。
本次讲座梳理了这三种博物学知识传统及其综合，并论述了中世纪《圣经》解释学塑造的自然观对现代博物学的诞生所产生的影响。
一、西方古代博物学
西方博物学的开端是关于自然物的知识，但是这部分知识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许多方式已经难以考证，因此这次讲座主要关注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知识。
1.1 自然哲学传统
在自然哲学领域，对博物学有着重要贡献的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和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前371—约前287）。
亚里士多德论生物的著作有《动物志》《论动物的运动》等，其中记载的某些动物如亚氏六须鲶现在仍能找到，这表明亚里士多德曾经亲自观察过这类动物。也有部分动物如大象这种异域动物的记载并不太契合实际，这些知识据说是源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给他的一些见闻。此外，亚里士多德将“种”和“属”这种自然哲学上的分类应用到动物身上，尝试找出“最大的属”，这部分与现在的分类有形式上的相似性。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西方古代的动物学，那么植物学之父应当属于他的徒弟泰奥弗拉斯特。泰奥弗拉斯特论植物的著作有《植物志》，书中详细区分了植物种差和植物各部分的种差。
亚里士多德学派研究生物的方法遵循着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提出的研究方法：需要系统地收集和组织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因果解释；通过将大的类“划分”为小类，可以帮助解释其本质；应当采取“多分法”，划分应当反映一切结构及其功能的差异形式。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12-13世纪时才逐渐被翻译到欧洲，因此它的接收相对较晚。但是这并不减弱其影响力，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思想和基督教神学碰撞之后会带给博物学新的诠释。
1.2 农学传统
西方古代农学主要指古希腊和罗马的农业知识，本次讲座主要关心其中涉及动植物的知识，不包括水利等问题。西方古代农学著作家主要讨论了赫西俄德、色诺芬、泰奥弗拉斯托特、加图、瓦罗、科卢麦拉和普林尼。
西方古代农学的范围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农书内容从单纯论述谷物发展到对农学各个分支的详细记述；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0世纪，稳定的农学核心知识被编纂成册，学者们不断收录新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主要受众是拥有可耕种土地的学者或富人，农书的目的也并非记录普遍做法，而是陈述“最佳做法”。书中记载的最佳农业实践形式往往来自自身经验或者权威说法。
西方古代农学虽然缺乏自身的独特科学话语或专门理论，但和其他古代科学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农事与天文和历法有关。农业实践会联系天象，例如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记载：黎明时西方见昴星团和猎户座即到耕种时间。虽然农业有时候可以提供一些时令信息，但是历法依旧是根据天文现象来制定的。
1.3 药学传统
西方古代药学相当古老，但有关历史材料难以重构，原因在于：药物直接作用于人体，而人体往往会代谢掉这些药物难以留下证据；古代食药不分，有时候很难分辨服下的是药物还是食物。现在对西方古代药学史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文本研究、名称考证、质谱法和DNA分析。
与农学不同的是，药学从未脱离民间传说知识，其中魔法和理性化思想并存。它的希腊语φάρμακον意指任何能使身体变坏或变好的东西（包括魔法符咒等）。药学也依据四体液说，对病人的病情进行直观的分析，这样便于给出病因，也方便预测病情走向。
药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约40—90），著有五卷本《论药物》。他对古罗马时期的药物进行详细的记载，并采用了固定模式来描述药物。
1.4 百科全书传统的文本综合
百科全书是罗马人的发明，但这与我们如今认为由专家书写的客观全面的书籍不同，古罗马的百科全书是更类似于百度百科这种知识的汇集。
这部分主要介绍了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自然志》（Naturalis historia）是他完整留下的唯一著作。这部著作中展现了罗马帝国领土扩张后自然物知识的增长，对异域自然物的关切以及罗马精英对自身传统的关注。《自然志》涵盖了相当多的知识，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医药、矿物都分章节来陈述。由于其内容相当丰富、繁杂，给读者查阅造成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普林尼在《自然志》的第一卷罗列了一篇很长的“目录”以供读者检索。
二、西方中世纪博物学
希腊化时代流行的哲学观念是：自然是具有神性的，弥散在宇宙各处，同时，这一自然还是有理性的、智慧的。但是中世纪的人们往往并不持有这种看法。
早期教父谴责“对自然物的愚蠢好奇”，认为希腊自然科学是“空谈”，于教会无用，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是从摩西传统的神圣知识中剽窃的。但随着基督教对哲学的逐步吸收，后期的教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部分反映在对《圣经》中自然物的解释上。其中奥古斯丁认为圣经文本有四种意义：历史意义、寓意意义、类比意义、原因意义（后被改为“神秘意义”）。这种寓意式的诠释影响深远，直到16世纪才被新教改革家废除。
中世纪由于古代知识传统的中断，百科全书很少出现，但仍然有些著作值得关注。影响较大的有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 约560—636）的《词源》。早期希腊和希伯来著作一般认为，人名的意义可以揭示人的性格和命运。伊西多尔也秉持相似观点：词语来源的知识可以揭示词语的“原本含义”。
从11世纪开始，物质生活条件普遍改善，没有蛮族威胁，城市中有学术中心兴起，对自然物的兴趣也开始增长。认识自然物的感官手段也被赋予了新的地位：可以传递关于上帝的知识。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自然之书”的观念被确立下来：自然需要去阅读、阐释和研究，文本诠释不仅可以用于《圣经》内部，也可以被导向一种近似于“文本”的自然。
12世纪西欧重新经历“自然的发现”，部分由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科学”在大学等环境中得到了系统论述和教授，“自然”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新理解，成为了一种具有自治性的领域。
13世纪被誉为“欧洲百科全书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主题更为鲜明、受到经院哲学和中世纪大学的影响颇深的百科全书，如亚历山大·内坎（Alexander Neckham，1157–1219）的《论事物的本性》、康坦普雷的托马斯（Thomas of Cantimpré，1201–1272）的《论事物的本性》等。这些百科全书广泛应用图像与图式，这是因为介于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图式可将异质信息结合在一起：大宇宙/小宇宙、四元素、四性质、四季都可以合于一张图，具有更好的表达效果。
总而言之，中世纪以后博物学逐渐兴盛，这从普林尼《自然志》在文艺复兴早期享有权威地位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百科全书在文本上逐渐采用“汇编”的方式（“汇编”指流行于中世纪经院学术环境的特定文本实践，它要求在一部文本中不加评判地摘编其他书籍的材料，汇编者对这些材料中的矛盾之处应悬搁判断，不追求消解其中不同观点的差异），在基督教世界保留了大量古代博物学知识，为近代博物学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
在讲座结束之际，苏湛老师和蒋老师讨论了中国和西方古代博物学的异同，他们一致同意古代东西方的博物学传统虽然存在地域特色，但其实西方每个博物学传统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对应部分，二者之间的真正差异是在西方步入现代性之后产生的。
【图文/范科苑】
【主讲人简介】
蒋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及数学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2017年获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并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20年进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任教。近年来从事博物学史、西方早期科学史研究，著有专著、译著多部。已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8）、特别资助（2019）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2021）。现为博物学史学会（SHNH）中国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