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7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3年第18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二4教室举行。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张培富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留学生与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讲述了中国一百多年可歌可泣的留学运动，不仅给中国科学与文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为中国未来科学文化事业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中国近代留学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体系，并继续领导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建设。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留学生把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带入世界文化发展平台。留学生群体不仅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国未来科学文化发展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讲座伊始，张培富教授以“科玄论战”百年祭为引，讲述了1923年中国展开的“科玄大战”，时至今年恰逢百年。“科玄论战”不仅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更是一场“人生观论战”。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其中“玄学”阵营代表人物有：张君劢、梁启超、张东荪、甘蛰仙、屠孝实、王平陵、林宰平、瞿菊农（文化保守主义）；“科学”阵营代表人物有：丁文江、胡适、任鸿隽、孙伏园、章鸿钊、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吴稚晖、陆志韦（自由主义）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萧楚女（马克思主义），并特别说明其中参加论战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有海外留学经历。
张培富教授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西方意义上的科学精神相对匮乏，因而中国历史上也就较少西方那样对科学的顶礼膜拜。然而‘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本世纪的中国也出现了另一极端：例如对于1923年那场‘科玄大战’，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舆论，无不对‘玄学鬼’们嗤之以鼻，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过仅靠科学是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本次讲座张培富教授以时间为节点，将留学生与中国科学文化建设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进行阐述，即近代（1840-1949）、现代（1949-2000）、当代（2001年至今）。
一、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1840-1949）
在本部分中，张培富教授总结了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轨迹，大抵分为以下八类：（1）负笈西方的先驱——宗教留学生（2）走出研习神学的圈子——从留美开始（3）洋务运动的深化——官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4）创办海军，加强海防——官费留学欧洲（5）留学救国——东渡扶桑（6）庚款留学——再启留美航船（7）勤工俭学——奔向法兰西（8）民国欧美留学生——中国学术研究之中坚。
其中张培富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留学之父——容闳。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守旧的清政府改变的行动很迟缓，中国最早的海外留学是通过民间渠道实现的。1846年，在澳门办学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准备回国，想带几名学生一同返美。经过一番动员，当时仅有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愿意前往。他们的赴美经费，由美英人士赞助，以两年为期，同时还补助他们的父母赡养费。
2006年4月，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此后，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来到耶鲁大学求学。”为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毕业当年就乘船回国服务。容闳回国以后，提交给朝廷公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动议一直不被重视。直到1870年曾国藩同李鸿章联名上奏，该提议才最终被清廷批准，这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871年11月，李鸿章奏请以陈兰彬为监督、容闳为副监督，驻美办理一切管理留学幼童的事务。
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随后，张培富教授从以下五个方面诠释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1）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建设的主力军
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充当中国近代科学家社会角色主体的是1891-1920年间出生的两代留学生，他们也是中国最早的两代科学家。其中又以东南沿海各省出生的留学生居多，江苏、浙江和广东位居三甲，他们在国内主要是在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完成本科教育。中国近代科学留学生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40年代出国深造，其中到美国求学者高居榜首。中国近代科学留学生约半数获得博士学位。1946-1956年是回国人数最多的10年，回国后大多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学术性较强的部门工作。
（2）留学生创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
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始于留学生在海外创建的各种科学社团，而随着留学生群体的回国，他们把科学社团带回了中国并创建新的科学社团，开始在中国传播科学文化。如：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1914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1915年创办《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任社长。1918年迁回国内，1959年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
（3）留学生开创中国近代科学高等教育
中国近代留学生开创了中国近代科学高等教育新局面，建立了中国近代科学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发展中国科学文化可持续性的有生力量。除教会大学之外，中国近代高校的理工科院系几乎都是由留学生创建。中国近代留学生主导了大学科学课程体系的形成和教科书的编写。
（4）留学生创建中国近代科学研究体制
中国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近代中国社会对科学家共同体及其活动和价值的正式承认，科学文化建设具有了国家体制的保证。首先，近代留学生建立起国立性质的科研机构，构成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核心建制，代表着国家科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和最高水平。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都取得了世界水平的成果。其次，近代留学生开创了建立中国近代高校科研体制的先河，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早期建立的科研机构多是面向社会实际需求的应用性研究所。如中国化工教育奠基人、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张克忠，于1932年创建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高校应用化学研究所。再次，近代留学生开创了设立民营企业科研组织的先河，充当着中国近代“工业实验室”的角色，既有面向企业生产问题的研究，也有非常基础性质的科学问题研究。如“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的范旭东，1922年创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5）留学生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步伐。
中国近代留学生把世界先进的科学传播和扩散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角落，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步伐。事实上，中国近代留学生还把触角伸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界。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内阁阁员中有51.37%的人为海归出身。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中收录了198名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有留学经历的占了44.4%。中共1921年成立大会的12位代表中，2/3是归国留学生。
二、留学生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建设的核心力量（1949-2000）
张培富教授指出，这个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中国近代留学生继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文化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二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在新时期的科学文化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
首先，中国近代留学生是新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核心领导。1949年新中国成立，科学事业在中国近代科学基础上开始发展。新中国科学体制的核心领导依然是由中国近代留学生来担当。特别是在大学的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院所中体现得更加明显。正是近代海外归国留学生担当起发展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使命，把西方科学体制及其价值观引进和移植到中国。可以说，没有中国近代留学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也就谈不上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
第二，新中国前30年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工作搁浅，只是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派出约1.8万名专项留学生。在此期间，主要是以中国近代留学生为主体的工作支撑着国家支离破碎的科学文化事业。如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21位是留学生。
三、留学生是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01年至今）
在本部分，张培富教授表示，从留学生角度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考察，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当代和未来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留学生是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人才国际交流，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主席关于留学工作的指示提出：“党和国家将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留学人员视野开阔，理应走在创新前列。”
第二，多元化发展是中国未来科学文化建设的优化途径，我们从考察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发展模式是未来中国科学文化与时俱进的最佳选择。其中包括：（1）科学社团多元化（2）高等教育多元化（3）科研机构多元化。
第三，规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中国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既是科学自身进步的使然，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并受到其制约。作为外生的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科学的体制化建设是科学发展的自身制度要求，是科学内在属性的使然，是科学普遍性特征的外在体现，它跨越了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界限。科学体制化建设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建设，它是在特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条件下，为实现科学的发展而发生的具有地域文化要求的特定的文化过程，体现为科学文化发展的外在的本土化要求。从科学文化的本质属性来看，科学体制的规范化建设是第一性的，本土化建设是第二性的，本土化建设是为规范化建设服务的。科学文化不因本土化的要求而改变它的本质属性，科学文化无论是在西方发展还是东方发展，是美国科学的体制化还是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公有性和普遍性特性不会改变，科学的组织化和职业化发展是必然过程。
最后，张培富教授强调，针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我们既要反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虚无主义，也要反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全盘西化，但更要防止过分强调中国科学文化的本土化建设而违背中国科学文化的规范化建设，特别是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主导下的科学文化的本土化倾向，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有深刻的教训。
【图文/尹亦菲】
【主讲人简介】
张培富，《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山西大学教授、博导，兼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科学社会学专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在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史、科技留学生与中国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出版学术著作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中国的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近代留学生与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三十多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二十多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