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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23年第19期报道: 近代外文北京城市地图考

  • 图文/孙小涪
  • 创建时间: 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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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24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3年第19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一5教室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诚研究员应邀做了题为 近代外文北京地图考(Mapping Beijing 1688-1914: A Czech Jesuit and a Russian Priest, Chinese Painters and German soldiers, the Interweaving of City Plans)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主持了讲座。

讲座聚焦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人如何获取信息绘制北京城市地图。郑诚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的大致方位,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旧址孚王府(九爷府)讲起,将其作为考察北京城市地图的特定地点,引导同学思考不变的实物建筑、发展的测绘方式以及最终呈现在纸面上的地图。

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1860年之前的中文北京城市地图、1800年之前的西文北京城市地图、比丘林北京城平面图及其影响和1900年代普鲁士陆地测量局出版的北京城平面图。

一、1860年之前的中文北京城市地图

这一时期的中文北京城市地图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画师绘制的写本,内容以宫城和皇城为主。这类地图采用传统绘制方法,展现建筑的正立面及其相对位置。因其只在宫廷中保存收藏,一般人很难接触到,对外界也没有产生影响。这一类地图有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皇城宫殿衙署图》(1668年)、故宫博物院的《乾隆京城全图》(175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内城图》(1751年)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内外城全图》(约1830年)。其中《北京内城图》是18世纪中期北京宫廷地图的代表,由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1689-1759)写信寄回法国。《乾隆京城全图》高14米,宽13米,该图以相对准确的位置信息绘制了近万座建筑实体,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在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怡亲王府(即九爷府)的院落。可惜的是,在1750年绘制完成后,该图直到1935年才被重新发现。

另一类是在市面上流通的地图刻本,以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京城全图》为代表。这是一张流行于清朝雍正年间的北京城市地图,虽然较为粗糙,缺失宫城和皇城的信息,但保存了胡同的走向和相对位置的信息。

二、1800年之前的西文北京城市地图

通过对1800年之前西文北京城市地图发展的概览,我们可以对知识的传播和积累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关北京地图的信息最初是从来往北京的外国使者的游记中获得,如尼霍夫(Joan Nieuhof)《荷使初访中国记》所附《北京宫廷图》(Forme de la Cour Imperiale de Péking)和根据安文斯《中国新史》中的文字描述绘制的《北京地图》(Plan de la ville de Pekim,1688年)。1729年,法国耶稣会士苏熙业(Souciet)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的资料集,其中有一张极为简略的北京简图,并寄往北京。1731年苏熙业在北京的同事严嘉乐(Slavicek)回信时附上了由他自己测绘的北京地图。这是一张以近代三角测量原理和欧几里得数学为基础绘制的北京地图,以宣武门教堂、古观象台和法藏寺为原点进行测量,是最早发现北京中轴线并非正南正北的地图。德利尔(Delisle)根据宋君荣提供的资料编著的《北京概说》也引用了这幅地图,但影响范围较小。

三、比丘林北京城平面图及其影响(1829)

比丘林(Bichurin,1777-1853)是俄国东正教修士,旅居北京十三年,返回俄国时携带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和资料,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编译出版了《北京志》,其中包含一幅北京城市平面图(下称《北京城图》),并配有根据《宸垣识略》(吴长元辑,1788年)翻译的小册子。据比丘林自述,这幅地图是他1817年用了一整年的时间,亲自走遍大街小巷收集信息后绘制的。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例如,在比丘林图中的中南海部分可能是他借鉴民间地图重绘的;怡亲王府所在东四牌楼附近可能确实是他亲自步测的。另外,由于比丘林聘请了中国画师,这幅《北京城图》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地图的一些技法。1829年,《北京志》及《北京城图》在圣彼得堡出版。

比丘林的《北京城图》影响广泛,19 世纪末几乎成为北京地图的标准像,各国军用图及民用图均将其作为底本翻译出版。例如,英国在鸦片战争期间两次翻译比丘林图(1842年,1860年);日本陆军大量搜集河北地区地理信息石印《北京近傍图》(1894年);法国陆军地理服务局刊印《北京平面图》及《北京周边地图》(1900年)。除了满足战争需求的军用图,19世纪民用图也多采用比丘林图,有各种各样的翻译版本。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城图》传回中国后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一些写本如周培春画《北京地理全图》及石印本冯恕编著《京城详细地图》都能明显看到比丘林图的印记,在小学课本中也有所体现。

四、1900年代普鲁士陆地测量局出版的北京城市平面图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的测绘部门开始使用近代科学测绘方法绘制北京城市地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普鲁士陆地测量局(Königlich Preußische Landesaufnahme)出版的北京城市平面图,在1901年至1907年之间至少出版了三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几版地图不再使用之前已出版的地图作为底图,而是实地测绘而成,细节丰富、可靠。1913年,中华民国内务部职方司绘制了第一幅由中国人自己测绘的《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自此以后,实地测绘而成的北京城市地图流传开来,人们印象中北京内城和外城的基本形象也开始确立。

在讲座最后,郑诚老师总结道,作为各方势力角逐交汇点的北京,考察其地图绘制史是一个分析全球史的案例。虽然最终呈现在纸面上的只是一张张地图,但收集地图信息的方式和绘制人员并不相同。推动地图测绘的力量不仅出于纯粹的知识追求,更多地来自商业及军事考量,比如德国为搜集情报和殖民需要而开展的地图测绘活动就是国家力量推动的。同学们就如何考察地图谱系源流的方法与郑诚老师进一步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图文/孙小涪】

【主讲人简介】

郑诚,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科学史、军事技术史、中外交流史。著有《明清火器史丛考》(2022)、《火药与火器》(2020),辑校整理《澹生堂读书记 澹生堂藏书目》(2015)、《武经总要前集》(2017)、《李之藻集》(2018)、《明清稀见兵书四种》(2018)、《明清之际西法军事技术文献选辑》(2019)、《惩毖录》(2019)、《铁冶志》(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