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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23年第13期报道:科学史研究向何处去?再论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

  • 图文/孙贺
  • 创建时间: 202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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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3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3年第13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二4教室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主任袁江洋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科学史研究向何处去?再论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袁老师概述了本次演讲的背景:科学史学科的创建者乔治萨顿认定,构建科学史学科的意义是,科学史研究可以沟通科学与人文。他主张用开放性研究实现科学史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然而,科学史学科并没有按照萨顿的构想去发展。时至今日,世界科学史研究中既有符合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也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反科学、无科学的科学史登上学术殿堂。科学与人文渐行渐远。在此背景下,简要检视以往与科学史学科相关的思想互动,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格局,辨明发展方向,是必要的。

袁老师从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分别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互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互动,科学-科学史-历史之间的互动。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互动

自逻辑经验主义兴起,科学哲学家们便利用科学史中的具体案例,提炼出科学哲学模型或理论,并视科学史为模型或理论的应用之地。随着《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更是激发出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合作的热情。

袁老师随后简要介绍了柯瓦雷、库恩、哈金、克隆比的科学哲学。分享了他对柯瓦雷史学风格的理解,对库恩“范式-科学共同体”成对概念的分析。阐述了伊恩哈金的科学推理式样的含义及其思想渊源,对比了克隆比和哈金的式样研究。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合作没能持续太久便分道扬镳。二者为何难以调和?原因是方法论上存在着壁垒:史学中的叙事牵涉更多的独特性,而哲学中的案例研究牵涉普遍性。只要当代科学哲学依然依靠史学方法构建个案研究,就会陷入一种矛盾的困境——历史做得越好,哲学做得越差。

针对这一难题,袁老师提出了两项主张:

1、引入长时段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进路,重构科学史的基本发展进程。用“科学传统或科学知识范型—科学思想谱系”替代“范式—科学共同体”。

2、在长时段史学框架下,发现理性的长程方向作用,理解科学本质。

此外,关于“科学革命”,袁老师提出疑问:16、17世纪的欧洲自然哲学家们,真的经历过一场柏拉图替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战斗吗?袁老师从本体论、方法论、知识论三个方面对比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范型。值得注意的是,仿照战国时期名家公孙龙“白马非马”,袁老师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飞马非马”(飞马是想象的产物,非实际个体,故不是可为经验感知的马)用以说明亚里士多德本体论中个体较共相更具有实在性。伽利略是做了斜面实验的,并不像柯瓦雷所说,仅仅凭思想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牛顿亦不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袁老师还特别强调了阿拉伯人的贡献:先于基督教文化复兴原子论,先于基督教文化实现炼金术的医药转向,封亚里士多德为哲圣,采用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尤其是吸收了中国的造纸术技术。

袁老师总结道,萨顿实证史学的主导地位被柯瓦雷科学思想史替代,默顿的科学社会学面临SSK(科学知识社会学)挑战。但通过“强解读”,库恩和柯瓦雷都被引为SSK的思想先驱。后果便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合作的矛盾难以调和,二者的联结慢慢松弛;科学史与社会学之间的联结却兴盛起来。

二、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的互动

在萨顿时代,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之间存在着兼容性。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萨顿与默顿均持有科学自主性的信念。

然而,柯瓦雷学派的科学思想史家们质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纲领。例如,后者通过统计科学家的宗教教派来论证清教论题,在前者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但袁老师指出,从今天看,二者之间的分歧并不是那样严重,方法论上其实是存在一致性的。二者都采用共时性质的分析,前者是共时性质的与境分析,后者是共时性质的社会结构分析。

后现代论者否定了默顿关于“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的看法,坚持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结果是否认科学合理性,否认真理概念的价值及意义,用利益、权力等解说“真科学”(即现实中的科学界)的本来面目。

袁老师以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为例,简要说明了后现代科学史家如何无视科学的内在因素,排斥传统科学史研究的传统解释,从科学-权力论的角度对皇家学会实验哲学的确立进程给出“全新”解释。

当讲到夏平成功进入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获得科学史界最高奖项——萨顿奖,袁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追问和担忧。随着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淡出舞台,国际科学史界为什么会发生基旨性的变调?以社会建构论为智力特征的后现代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真的可以替代科学史的实证史学和思想史传统,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的主流?更重要的是,今日的青年科学史家们若遵循后现代科学史学的传统,那么科学史学科还有没有未来?

后现代形式的科学史关于科学的社会学阐释,引起科学家群体的高度反感和警惕。一位名叫索卡尔(A.D. Sokal)的物理学家曾在后现代主流刊物《社会文本》上发表诈文“越界:走向量子引力的转型诠释学”,试图揭示社会建构论的伪学术性质。史称“索卡尔事件”。

因此,袁老师称第二种互动为与境主义陷阱。

三、科学-科学史-历史之间的互动

在萨顿时代,科学史是一门科学本身参与其中的元科学研究,科学家不但是科学史的主要读者,还是科学史的撰稿人。例如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 B. Conant)亲自撰写了《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等科学史著作。

随后,科学史研究出现了分流现象。袁老师将其分为历史关切为导向和科学关切为导向的两种科学史研究模式。

1、历史关切主导的科学史研究

研究者在探讨文明中某个知识体系时(如巴比伦的天文历法),会关联文明中的生产和政治,目的是阐明知识构型与社会构型的关系。例如金字塔的研究,应置于古埃及冥神教文化的与境之下。

2、科学关切主导的科学史研究

不考虑年代错置的影响,不考虑历史文化背景,以今日学科体制为参考系,研究文明中的某个知识体系。例如,视金字塔为纯粹的天文建筑史的研究对象。

袁老师主张,现在的科学史研究应打破上述两种关切的壁垒。例如,埃及的冥神教信仰永生和灵魂不死。这种信仰传到古希腊,为毕达哥拉斯教派所信奉。但它更进一步,不仅要求生前素食以保持身体的洁净,还要以神性保持灵魂的洁净。神性即理性,而理性在当时的最高表现为数学。所以,柏拉图最终建立了“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学园。冥神教的教义和希腊理性主义的上扬发生了某种关联。这是一个汇聚的进程。最终汇聚到亚里士多德的范型中。

袁老师进一步主张,要以长时段全球史视角研究科学史。原因是以科学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史学不足以揭示人类理性的深层结构。袁老师特别强调,所谓长时段,不在于时间跨度之长,而在于科学思想中深层结构的稳定性。长时段研究的目标是揭示类似的深层结构。

四、结语

科学史界正处在思想大分裂的状态,如研究方法之分,意识形态之分,科学革命论与科学连续论之分。这些分野不只是学术分工的不同,更是关于科学史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对峙,甚至到了不同立场之间无法对话的程度。

袁老师指出,科学史学科在学科制度化之始便存在深层次的理论危机。萨顿时期是新人文主义史学理念与实证史学编史纲领的张力。柯瓦雷时期是否认科学发展连续性,过度依赖与境方法论。科学知识社会史研究的崛起,非但没能解决科学史原有的理论危机,反而更加尖锐。建构论的科学编史学纲领不仅没能促进科学史研究完整、独立,反而使其更加碎片,甚至打上无视科学或反科学烙印。

袁老师建议,科学史研究者们在研究科学家探索科学的历程时,应更多地领悟人性的光辉,保持科学关切,实现历史关切与科学关切并重。接着,他提出两个值得研究的方向,一是长时段的全球科学-文明史,二是学科思想史,引入长时段研究方法,探索学科的智力底座,即思维模式。

讲座的最后,袁老师再次强调,要理解科学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关联,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是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我们要对科学——人类的理性事业保持应有的尊重。

在同学们不绝的掌声中,袁老师致谢,讲座顺利结束。

【图文/孙贺】

【主讲人简介】

袁江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进行科学史-科学哲学联合研究、科学史理论研究、化学史、科学-文明史、世界历史等研究。代表性专著《科学史的向度》《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译著《怀疑的化学家》;论文《全球史视角下解析泛李约瑟问题》《重构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元科学理论、理论与实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