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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21年第13期报道:从汉代天文学看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点

  • 赵思研
  • 创建时间: 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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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89点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21年第13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一2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院士孙小淳教授应邀主讲,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苏湛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孙小淳教授以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这个问题作为切入点,与同学们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科学。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以现代科学作为科学,即西方1617世纪以来、实验的、数理化等一套系统方式来定义科学,那么东西方古代都没有科学。一般认为,近代科学最显著的特点在古希腊文明中找到了源头,再经过基督教文化的洗礼,近代科学在西方发生就成为近乎必然的事情,如此古希腊就是近现代科学的滥觞,而其他文明的科学与之无关,或只有很小的关联。然而,历史的实际进展与逻辑的必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样的科学发展历史观只是一种建构。古希腊思想中确实有一些概念和认识方式在近代科学中得到彰显,但并不能说,近代科学是古希腊文明的必然,其间有很多缺失的环节和因素。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和因素应该是相当复杂的,基督教文化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同时还有很多其它因素:如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印刷术导致的知识传播和知识激增等等。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不是某种“思想”或“精神”的必然。偶然性并不就是相对主义,研究历史的一个目的在于呈现必然性,但因此也需要我们去呈现多样性、偶然性,以便让人们从中把握某种必然性。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概念,中国古代科技不够数学、不够逻辑、不注重实验等等,但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产生如古希腊一般的“自然”概念,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中国古代有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古代强调“天人合一”,但强调天人关系不等于对客观规律一概否定。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讲的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再说“数学”“逻辑”和“实验”,中国古代也不是完全缺失的。天文历法里边所用的数学已是相当高明的。我们也不能想象,中国古人进行思维时完全不讲逻辑,因为没有逻辑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如果没有实验,也很难想象中国古代的冶金、医疗、陶瓷等技术会那么发达。

之后,孙老师以汉代的天文学为例,从观象授时的传统、汉代天文历法的范式和汉代星空的天人对应模式三个方面,为同学们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特点。

天文学是一门观测科学,注重观测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古代,观象授时是统治者的第一要务,历法是统治合法性的象征,观象授时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大传统。观象的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观测日出日没地平方位,如《山海经》中所记录的日月出入之山,就是古人进行地平观测的结果的遗存;二是圭表影长测量,如陶寺遗址出土的漆杆,就被认为是当时的圭表;三是昏旦中星观测,如《尚书·尧典》中就反映了古人以昏旦中星确定季节的行为。

那么,如何授时呢?授时的重要方式是历法。所谓历法,就是安排日子,一年有几个月、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多少年安排多少个闰月,等等。但中国古代的历法并不满足于此,中国古代历法是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模型,它不仅安排日子,还要包含日食、月食、五星运动与会合周期、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事的休咎、王朝的兴替等等内容,它是一种企图包罗一切现象、庞大精微的数理天文体系。在古人看来,天文历法是天道和人道的总纲,是宇宙与人文的“大一统”理论,是根据音律、易、五行、天地之数之构造而成。

《太初历》(《三统历》)便是一个宇宙数字模型,这部历法中包含了许多繁复的天文常数,其名如日法、闰法、月法、通法、朔望之会等等,而这些天文常数大多是基于周易、音律之数等的构建。虽然这样的构造在今天看来并不“科学”,但是古人认为,数字的来源保证了它的的权威性,在古人的世界中,气、阴阳、易数等就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模型的构造,虽然不“真实”,但却赋予了古人把握天体运行的基本框架,或者说范式,为古人进行天文研究“规定”了许多问题,如模型基本常数的确定、模型所需基本数据的测定、模型与天象的连接点的确定、证明模型优劣的天象观测。而这些常规的“科学问题”中蕴涵了进步的可能性,如通过观测一步步修正,以提高行星运动模型的预测精度,中国古代对五星动态的模拟精度的提高,就是在这种模型的指导下实现的。

中国古代的星空是人间世界的投影,反映了古人认识中天人对应的格局。中国星官是以人间的事物命名的,帝王将相、贵族皇族、宫廷人物、官僚机构、文武官员、建筑设施、日用器物、宗教礼仪、神话传说、军队战场、郡国州县等等,在星空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中宫天极星, 其一明者, 太一常居也……”紫薇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北斗象征了帝王施政的权利,同时也反映了中宫与四宫、也即中央与四方的权力关系。张衡《思玄赋》中的星空遨游则是汉代巡狩礼的反映。

天人合一、取象类比、关联思维和象数易传统等,是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特点,它同古希腊、近现代科学很不一样,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它就不科学、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李约瑟问题有其启发性,但它本质上还是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古代科学史应该有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它应该超越“科学主义”、超越“李约瑟问题”、超越“西方中心论”,同时也反对“民族狂妄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以中华文明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

报告结束后,孙老师与同学们和在座的老师,就中国古代天文学为何是数理的、而非几何,五行是物质概念、还是时间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科学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图文/郑锌煌】

【主讲人简介】

孙小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院士。196412月出生,江苏溧阳人。1984年获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学士学位,1989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学位。200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著有《汉代中国星空》(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及多篇学术论文。曾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执委、国际科技史学会(IUHPSTDHST)执委,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