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9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19年第16期“科学与人文讲座”在中关村校区S104教室开讲。本期特别邀请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袁江洋教授做了题为“回到历史还是穿越历史——史化科学哲学的反思”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期讲座。
袁江洋教授从康德的名言“没有历史的哲学是空洞的，没有哲学的历史是盲目的”开始，提出科学史-科学哲学联合研究的主题及当前面临的问题——历史独特论与哲学普遍性之不协调，进而以“回到历史还是穿越历史”这一问题开启他关于史化科学哲学的历史底蕴的分析。
首先，袁江洋教授讲述了逻辑经验主义如何融合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并以此为基础解析科学的本质与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继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后逻辑学才产生了重大进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和类的概念，不同于中国名家“白马非马”的论辩；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可以作为形成科学基础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是不完整的，因为他重观察，轻实验。20世纪逻辑学家弗雷格的特点是唯理智、轻经验。在描述20世纪科学哲学史时，他指出，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发展史，几乎可以用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的批判来概括。逻辑经验主义融合命题逻辑以及经验哲学，基于假说——演绎模式诠释科学本质、话语形式及发展模式，反对形而上学，但历史因素的匮乏却使得这种形式的哲学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科学的历史与现实。袁江洋教授提出了逻辑经验主义及后来的批判进程所引发的三个问题：1、反形而上学，将形而上学逐出科学王国；2、将实验的作用仅限于证明与反驳；3、实验失去其应有的对理论的裁决力。
接着，袁江洋教授转入对库恩以来关注科学史-科学哲学联合研究的重要思想家的分析。他分别就库恩与柯瓦雷、哈金与克隆比进行了哲学-历史对照分析。他指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确实引起了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但是这种转向不彻底，就其本质而言，更是社会学转向。库恩的范式概念是范式及其背后的科学共同体；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并被社会学学者们进行了强解读。纵使库恩是一名科学史学家，但是他的影响在科学史界小于科学哲学界，在科学哲学界又小于社会学界。库恩的史学底蕴在于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是一种共时分析优先的史学，他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对不同历史人物的思想进行共时分析，另一方面，他重思想而轻实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作为思想革命的科学革命的历史图景，但是这种革命图景在历时分析优先的科学思想史中是可以被改写的。
在比较哈金与克隆比思想时，袁江洋教授指出，克隆比提出了科学的六种样式（Style），并提出在科学的发展中，注重理性与经验整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一直是科学发展的主线，而柏拉图主义和怀疑论是不断围绕这一主线的副歌。哈金虽从克隆比处挪用“思维式样”概念，但他同时深受福轲等后现代思想家的影响，并借用福轲分析历史中的边缘话语（如关于精神病、天花、麻风病的历史记述）的史学方式分析中心话语（科学话语），使得他并没有真正吸收克隆比超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的精髓。譬如，在克隆比原有的六种样式之上又加入了一个新的实验室样式，但是在与克隆比对话后承认实验室样式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样式，而是应归于克隆比的实验样式之中，另一方面，哈金作为新实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没有吸收克隆比实验可帮助建构理论、也可检验理论的见解，反而寄希望于寻找中性试验。结果，“实验是有生命的”不过是一句隐喻性的口号。哈金并没有真正恢复实验的生命。
最后，袁江洋教授总结，科学的发展过程应该是理论与实验相互促进的过程，而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最高点俯瞰历史，思考整体史学。在讨论环节，袁江洋教授与在座师生就地方性知识、科学与人文、新实验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刘元兴，图/刘元兴】
【主讲人简介】
袁江洋，1964年生，武汉大学高分子化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科学理论与实验之关联），科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