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8日13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2019年第11期在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1举行。本次讲座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钮卫星教授为我们带来题为“中古时期中西天文学交流与比较：从研究案例到研究方法的讨论”的报告，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科学知识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并被消化吸收变成某种新的形态，这在古代天文学和星占学中表现尤为突出。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并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着复杂的融合、会通甚至是排斥的过程。钮老师通过若干天文学传播案例，从路径、载体、内容、效果四个部分，向听众展现了古代天文学知识在不同古代文明间交流传播的过程，同时穿插着探讨了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诸如如何提出恰当问题、如何获取辨析史料、如何实现研究目标等。
在第一部分——“路径”，钮老师指出天文学传播的陆路、海路两条路径。以《佛说时非时经》为例，该经记录了一年内日影长度变化的数据。原始佛教戒律中有“过午不食”的规定，在规定时间进食为“时食”，超过规定时间再进食就是“非时食”。在没有钟表的年代，佛教徒为了遵守戒律运用此天文方法提供技术支持。《佛说时非时经》中的“时食”影长数据明显出于人为的规定，“非时食”影长数据根据传播到各地正午影长的实测值进行调整，因此这些日影数据反映了佛教从其发源地向西北和古代西域传播并在该地区吸收演变的情形。
《摩登伽经》与《大方等大集经》列出了每月的昼夜长短，其中夏至与冬至白天长度之比总为3:2，符合该比率的地区应为北纬33°左右。但根据日影长度推算，《摩登伽经》适用于北纬 39°左右地区，《大方等大集经》适用于北纬23°左右地区，这样大的差异显然不能用测量误差来解释。在梵文天文卷子中也普遍使用3:2这个最长与最短白天长度的比率，并且不论这个比率与当地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在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书中有人发现塞琉古时期(Seleucid period)的巴比伦天文学家也采用这个比率。钮教授推断，印度古代天文学家从巴比伦天文学那里接受了3:2这个最长与最短白天的比率，但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有所调整，最后这个比率随佛经传到了中国。
在海路方面，钮老师引用王煜对广西贵港出土铜镜上星象图像的考证，确认三国时期吴地夔凤镜上的形象为黄道十二宫巨蟹和宝瓶图像，为早期天文知识随佛教自海路传入中国南方的途径增加了一个证据。
在第二部分——“载体”，钮老师归纳了几类天文知识的传播人员：天文专业人员如唐代“天竺三家”（迦叶氏、瞿昙氏、拘摩罗氏）、掌握天文知识的宗教信徒（佛教徒、摩尼教徒、景教徒）、术士群体、朝贡使者。
在第三部分——“内容”，钮老师通过对《七曜攘灾诀》中的罗睺、计都星历表进行误差分析，澄清了国内长期流传的误解。罗睺、计都是印度古代天文学中两个假想天体，谓之“隐曜”。以往国内的权威论著，都将罗睺、计都理解为白道的升交点和降交点。钮老师通过误差分析和数值模拟，提出罗睺应为白道和黄道的升交点，计都应为月球轨道的远地点。钮老师还进一步指出，罗睺、计都固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但也不是印度土生土长的，而是脱胎于希腊化的地星行星模型。
在第四部分——“效果”，钮老师通过两个案例说明了域外天文知识传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在某些特定的节气里，按照原来的方法推算得水星“应见”，但实际上却不能被观测到，这种情形就叫做“应见不见”。水星“应见不见”现象是张子信几项重要的天文发现之一。但张子信的发现是不是建立在观测事实基础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钮老师运用现代天文学作为工具，先从运动学角度对水星的运动作一定性分析，然后利用精确的星历表对水星运动进行定量计算，从数值上来精确模拟水星的见伏情况与节气和其他行星的关系。结果表明，张子信所陈述的水星在春分前后作为晨星和在秋分前后作为昏星会发生“应见不见”现象，在理论上确实成立。仔细、熟练的观测者在良好的观测条件下有可能发现这一现象。但是水星在“启蛰（雨水）、立夏、立秋、霜降”四气的陈述没有实测根据。不管张子信是受了域外天文学的影响而得到启发，还是经过观测独立发现了水星“应见不见”现象，他的这一发现都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另一个例子是“大衍写九执历其术未尽”公案，钮老师对其进行了再解读。在一行去世后不久，瞿昙譔指责一行的《大衍历》剽窃了《九执历》的内容，而朝廷经过检验后驳回了这一指责。前辈学者初步推断，一行在《大衍历》中确实采用了《九执历》中的一些方法，并认为通过“较灵台候簿”这一在现在看来很科学的方法并不能否决《大衍历》抄袭《九执历》这一指控。南宫说为新历的修定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也是历法改革的参与者，为何也同瞿昙譔一起指控新历？钮老师分析了南宫说天文历法知识中的异常成分：《神龙历》的历法常数的分数部分都以100为公分母，这种以100为公分母并被官方历算家蔑称为民间小历的做法正是来自印度历法；《神龙历》以远地点作为“近点月”的起算点，这是希腊天文学本轮-均轮体系的标准做法，而希腊天文学于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开始传入印度。最后，钮老师提出了指控的真正原因：一本奉旨翻译的参考书，对于其中的先进内容，本来应该尽量吸收，但是《大衍历》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瞿昙譔等提出控告的真正原因是《大衍历》没有完整地“抄袭”《九执历》。
上述公案是在印度天文学与中国本土天文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方面反映了维护印度天文学在唐代官方天文学中的地位所作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官方传统与民间传统之争。钮老师提醒我们注意，在对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应尽量避免两种“辉格”倾向：其一是避免以今论古，比如上述公案中的“抄袭”是一个现代概念；其二是避免以中排外，在中外交流研究中尽量持中立态度。
在讲座最后，钮教授与同学们就罗睺、计都含义的演变及其伊斯兰、印度渊源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谢亮，图/谢亮】
【主讲人简介】
钮卫星，浙江湖州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1990年本科）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1993 年硕士、1996年博士）。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特别是中古时期中西天文学的交流与比较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唐时期沿丝路传播的天文学研究”首席专家，代表作有《西望梵天——汉译佛经中的天文学源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