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1日上午8时5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2019年暑期特别系列第一期在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1-1教室举行。该特别系列讲座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Herbert H. Lehman杰出历史学教授道本周（Joseph W. Dauben）主讲，一共三期，本期的主题是“科学革命导论与‘李约瑟问题’的编史学重要性”。人文学院王广超副教授主持了讲座。
在开场阶段，道本教授简短地介绍了“李约瑟问题”的基本内容，以及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开创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历程。随后，道本教授介绍了自己对康托（Georg Cantor）、罗宾逊（Abraham Robinson）和模糊逻辑（fuzzy logic）等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与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缘于《九章算术》而与中国科技史界从1988年起持续至今的密切交往经历。
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分部的首任部长（1947年上任）。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西北的深入考察，为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编写奠定了坚固的基础。1964年秋，李约瑟在《科学与社会》杂志发表文章《东方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正式提出“李约瑟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从中国或印度这样的文明当中、而是只从欧洲产生？与之对应的“副问题”则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能够如此高效地把所掌握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践需求当中？李约瑟指出了对比中欧科学史时必须考虑的三个因素：相比于欧洲，中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没有城邦（city-state）概念，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也不使用奴隶。诸如“官僚”等核心中文术语，是不能用“bureaucracy”等脱胎于希腊—拉丁文化的词语简单代替的，因此李约瑟坚持使用大量中文原词来论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李约瑟认为，虽然中国在封建时代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系统化的“实验”，但由于官僚体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观测并未在哲学上受到更多的重视。这是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最显著的不同之处。
道本教授接下来通过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三个经典案例，展示了发生在欧洲的科学革命的基本面貌，即科学、宗教与科学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围绕着“拯救现象”的中心使命的变化。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推翻、而是改善托勒密的地心说，加上他在宗教界享有重要地位，《天球运行论》也一直拖到其去世之时才出版，因此日心说的历史可谓一场“保守的革命”。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发现月面存在环形山、木星被四颗小星环绕以及金星存在盈亏现象，这些发现都对地心说和完美天球的理论形成了冲击。在天文学以外，伽利略还通过一系列力学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速度与质量成正比的认知。面对伽利略的影响力，罗马教廷在1616年终于将《天球运行论》列入禁书，并在1633年审判伽利略，逼迫其放弃原有学说。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开普勒出于信仰以及对“和谐宇宙”（Harmonices Mundi）的执著，选择了日心说，并提出了“五种正多面体依次内接和外切六大行星公转天球”的完美数学模型，以及适用于所有行星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力图使当时已知仅有的六大行星的存在更加合理。 道本教授还简略展现了培根和笛卡尔关于热能的本质、波义耳和霍布斯关于空气泵的论战历史。
在讲座的最后阶段，道本教授一一回应了同学们的提问。关于中西科学之别，道本教授指出这是核心的开放性问题，鼓励同学们对其持续思考；关于“科学”一词的起源和含义，道本教授比较了该词的拉丁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词源，指出“科学”的基本任务虽然都可以视为“把数学应用于自然现象”，但其内涵所依赖的语境因语言、文化和文明而异，欧洲文化背景的“科学”不能简单地套在中华等其它文明背景之上；关于伽利略使用“对话”一词呈现日心说和地心说的较量，道本认为这一方面是兼顾古希腊以来的立题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应对当时教会审查的需要。道本教授精通汉语，讲授风格幽默而亲切，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接下来两周，道本教授将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继续带来该特别系列讲座的后两期，主题依次是“科学革命中的数学、形而上学与实验成分”和“科学革命的社会维度”。
【文/陈功东，图/王广超】
【主讲人简介】
Joseph Warren Dauben（道本·周）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Herbert H. Lehman杰出历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领域包括科学史，数学史，科学革命，科学社会学，思想史，17-18世纪，中国科学史和植物学史。他曾经是Historia Mathematica的主编，国际数学史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