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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9年第7期报道: 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新技术治理

  • 王广超
  • 创建于 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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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下午1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2019年第7期在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1-1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永谋教授带来题为“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新技术治理”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苏湛副教授主持了讲座。



技术治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领域的基本趋势,即通过使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手段,并由接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专家掌握政治尤其是行政权力。这种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变革,不仅在西方学界受到各种质疑,而后经过大众传媒与文学作品的渲染和刻画,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关注。随着高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智能技术和生化技术手段介入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技术治理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忧虑,人们尤其担忧新技术被用于建立严酷等级制的极权统治,产生了所谓的“新技术治理的极权主义隐忧”。本次讲座刘永谋教授以“作为技术治理工具的新技术治理”为题,论述了新技术治理的相关概念与问题,并以相关例证论述了新技术治理极权隐忧产生的根源及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并就防范相关风险的制度思路进行了探讨。
讲座伊始,刘永谋教授指出技术治理是以科学技术进行公共治理的手段之一,在社会运行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中以提高社会运行效率为目标,系统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治理的活动,尤其以智能和生化新技术手段的治理备受瞩目。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随处可见新技术手段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实例,如电子监控、智能交通调度、药物干涉、生化对抗等,其应用对现代社会的管理和运行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与作用。然而,西方公众在其科幻文艺作品的渲染影响下对新技术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颇为忧虑,许多人担心科技专家会利用新科技手段暗中逐步建立严酷等级制的极权统治。那么,新技术治理究竟是完美的天使,还是残忍的恶魔?它究竟是无坚不破的利器,还是装模作样的南郭先生?刘永谋教授以此问题展开了对讲座内容的论述。
首先,技术治理有两大基本原则: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科学管理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治理社会,是技术治理的实质原则;专家政治以受过系统自然科学教育的专家掌握政治权力,是技术治理的形式原则。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技术治理已成为世界政治活动及公共治理领域内最普遍与显著的趋势,其中智能治理与生化治理则成为了当代技术治理的最新形式。智能治理是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技术等智能技术手段进行公共治理的活动,主要应用于智能政府、专家决策、智能计划管理、智能社会测量、智能监控安保等领域。生化治理则是以生物学、化学、医学、生理学等生物化学的技术手段进行公共治理的活动,对于重点人群的心理—药物干预、精神病评估和审查以及生化检查和干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最新的生物医药工程和基因工程技术领域的应用更是备受关注。可以说,智能与生化治理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发挥着较为积极的作用。
接着,刘永谋教授提出了技术治理的七大战略性措施:社会测量、计划体系、智库体系、科学行政、科学管理、科学城市、综合性大工程。
随着人们对高新科技发展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以及受好莱坞电影和各类通俗科幻文艺的影响,智能治理与生化治理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公众尤其担心新技术的运用会逐渐成为极权的帮凶,智能治理与生化治理的大规模应用是否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刘永谋教授指出可将极权主义的智能治理与生化治理称为智能操控与生化操控,他以信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电子圆形监狱”和文学作品中的生化操控为例介绍了智能操控与生化操控的恐怖意象。他认为,对于人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操控方法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运用科技手段操控人的行为的规训技术,二是运用科技手段操控人的思想的洗脑技术,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规训技术要求的是人的行为合规,包括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两者结合的三种途径,主要依靠智能操控实现;而洗脑技术则力求达到对人的思想改造,包括身心分级、情绪管理和心灵重建三种途径,主要依靠生化操控实现。西方对于这类智能操控与生化操控有可能产生的极权等级社会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流行科幻文艺作品的影响。但是深究下来,它们有多大可能成为现实呢?刘永谋教授认为出于商业考虑、意识形态攻击和种族歧视等因素,好莱坞科幻电影中对个体或群体进行的比较精确的行为和思想操控的规训和洗脑方法,其现实存在的科学性具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新技术治理手段是社会治理的完美的利器吗?刘永谋教授以我国的智能治理项目雪亮工程和中科院Zero Trust系统为例,引出了智能治理的反治理问题。他认为以智能治理为代表的新技术治理手段,并非像科幻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简单、有效和粗暴,它的运行必须包容反治理和再治理机制,在受控中运行。智能治理领域的反治理问题包括以下内容:智能低效问题、技术怠工问题、智能破坏问题、官僚主义智能化问题和过度治理问题。随后他指出,公共治理活动是一种权力行为,因此必然伴随着反抗行为,而作为其中重要一项的技术治理行动自然也免不了反治理行动。反治理研究的主旨并不是铲除反治理,而是理解和控制反治理,实现治理与反治理在一定阈值中的平衡。
针对防范新技术治理有可能带来的极权风险,刘永谋教授给出了制度性的思路。防范此类极权风险,最重要的是在技术治理再治理的制度框架中进行思考,其最大的风险是专家权力过大甚至走向极权,这正是技术治理再治理最应关注的问题。他指出,为防范技术治理的极权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第一,建设多元社会,反对政治至上,制度性平衡各种社会权力,防范政治权力或学术(专家)权力过大。第二,在制度上防止专家与某些政治人物的共谋,保证专家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制衡。第三,加强民主制,将技术治理置于民主制度之下,使其成为实现民主目标的工具。第四,反对在公共治理中以效率为唯一目标,在权力的集中与民主之间寻找平衡,不以唯效率论为理由,过于强调权力的集中。第五,建设开放性社会,防止极权。第六,涉及技术的政治决策不应由专家专断,而是要建立听取各利益相关者的民主决策制度。总之,整个社会的极权倾向越小,新技术治理被用于极权的可能性就越小。
在讲座的最后,张永谋教授与苏湛副教授就相关问题与同学们展开了积极热烈的讨论。讲座最终在活跃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文/王晓雪,图/王晓雪】

【主讲人简介】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入选新世纪人才计划,美国哈佛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西班牙巴斯克大学访问学者,发表中英俄文论文近百篇,出版著作十余种。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