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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8年第24期报道: 库恩的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的张力

  • 王广超
  • 创建于 201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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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1日下午14点,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第24期在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1-1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文法学院院长崔伟奇主讲,讲座题目是《库恩的科学哲学与后现代思潮的张力》。

崔伟奇教授首先以“库恩是后现代的吗?”这个话题开启了课程,着重阐述了什么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意义以及后现代思维方式的方法论问题。

崔伟奇教授在讲述后现代语境下的库恩哲学中指出,尽管库恩的确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者心目中具有权威意义的反思科学的代言人,但包括尼克尔斯之内,据此把库恩的哲学判断为后现代的,却不尽合理。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库恩本人的理论旨趣而言,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库恩的初衷,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所依据的后现代标准,也值得怀疑。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都提出了反思现代科学与技术的任务,但其逆命题并不必然成立。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充其量只是后现代思潮广泛认同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论断的范例之一”而已,即使把他称为“匿名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有夸张之嫌。

崔伟奇教授在讲座中,对库恩的科学观进行了讲解。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对库恩科学观辨析,才是讨论库恩哲学是否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关键所在。首先,无论从发生学的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建构体系的逻辑意义上看,库恩探讨科学观问题的初衷和直接目的,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即要确立一种更体现科学发展实际、满足科学教育需要的科学观。其次,库恩科学观的确立的确“动用”了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资源”,然而,库恩的这种“动用”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因为他心目中真正关心的科学,还是所谓的“硬”科学。总之,库恩科学观虽然在客观上具有挑战传统科学观的巨大作用,但就其本身的初衷、目的与确立来看,都不具有后现代主义者所期待的反科学的立场与职能。

崔伟奇教授最后对其讲述的内容做出了总结:库恩这位尼克尔斯心目中的文化“圣像”,其哲学虽然不属于后现代思潮的范畴,但后现代思潮与其思想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恰恰反映了“西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既是一个“理性的工具化变体已经过分膨胀的时代”,因而产生了诸多对以科学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反思的需求,又是一个以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文化主义过渡泛滥的时代。实际上,无论是库恩的哲学还是形形色色后现代主义思潮,其真正的价值都有待于接受文明发展历史的检验。而在这方面,高度重视历史作用的库恩,似乎比后现代主义者更多一些“自知之明”。

讲座结束后,李崔伟奇教授与听众就“后现代主义”开展了交流互动,进一步启发了听众对后现代主义与库恩哲学的深入思索。

【文/刘源,图/刘源】

【主讲人简介】

崔伟奇,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文法学院副院长。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副主编;北京市哲学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