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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8年第18期报道: 明末清初方氏学派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及其缺陷

  • 王广超
  • 创建于 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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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9日上午9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第18期在玉泉路校区人文楼教1-2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执行主编尚智丛教授带来题为“明末清初方氏学派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及其缺陷”的报告。

首先,尚教授简单介绍了明末清初时期安徽桐城著名学者方以智,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方氏学派。方以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年),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历史等多门学科,著有《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等多本著作。以方以智为核心,其父方孔沼,其子方中德、方中通和方中履,以及其学生揭暄、游艺等人构成了一支活动于中国南方的重要学派,即“方氏学派”。与阳明学“空谈心性”不同,方氏学派强调知识积累,反对内省方法,他们不但专注于对“性命”的思考,更关注对事物“度数”的探讨。

接着,尚教授谈到,方氏学派的学说建基于张载的“二气五运”的气论本体论之上。他们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可以化生万物,而五行就是气的五种表现形式。由气化生的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之中,其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五行中的“火”,并且其运动有其“自然之法”、“秩序之理”。方氏易学以一种“三位一体”的形式来概括宇宙的终极规律:事物的本体,是“公均”(即“公因”),“公均”所表现出的实体与现象便是所谓“费均”(即“正因”),而隐藏在“费均”背后的、儒家学者所要探求的终极的“理”便是所谓“隐均”(即“反因”)。“公均”、“费均”、“隐均”三者浑然一体,人若想探求宇宙之奥秘,就应该观察世界、推究规律,“以费知隐”。

如何“以费知隐”?尚教授认为,方氏学派提出了“质测通几”的认识论学说。“质测”,就是“实测”,就是对事物表征出的现象进行观察和描述。而“通几”,就是要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通“物理”与“宰理”之“几”,以达“至理”。通过“质测”,人们可以通达对自然现象的经验性理解,是所谓“物理”;而所谓“宰理”,则是蕴藏在人事推移、善恶教化背后之理。贯通“物理”与“宰理”,方能通达天地之“至理”。

欲“质测通几”,则不得不借助于“象数”。一方面,儒家学说对本体论的探讨以《易》为基础,而《易》就是依靠“数”进行推导的。另一方面,受到徐光启、利玛窦传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的影响,方氏学派认识到了数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花大力气学习西方数学与科学。以此为基础,方氏学派形成了“度数”的概念:“数”表征事物的大小多少,即“费”;而“度”则反映事物变化的“中节”,即“隐”。换言之,“数”与“度”的内涵和关系恰似“量变”与“质变”这一对概念,而“以费知隐”就是以“数”知“度”,从而“通神几”。

尚教授认为,与中国传统自然学说相比,方氏学派这种重视数学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已经相当接近于近代科学,但是由于其将“度数”神秘主义化,使得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最终无法通向科学。方氏学派这一缺陷在明末已经受到徐光启的批评,美国史学家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也指出,对于清代朴学的夭折,方氏学派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然而,在明末学术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科学?方氏学派转向了神秘主义,为何其他学者也没能坚持经验主义?在讲座的结尾,尚教授向在座同学们抛出这些问题,希望同学们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找到答案。此外,尚教授也就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以及当下中国的生命伦理问题,与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

最后,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本期讲座圆满结束。

【文/佟艺辰,图/佟艺辰】

【主讲人简介】

尚智丛,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自然辩证法研究》执行主编,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二届自然辩证法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时期的科学与哲学、当代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代表著作有《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和《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的分析》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等多项省部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