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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8年第3期报道: 中国科学院体制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 文/于乐乐,图/于乐乐
  • 创建于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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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3日上午9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2018年“科学与人文讲座”第3期在中关村校区S202教室如期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史编研组组长王扬宗老师应邀为大家作了题为“中国科学院体制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刘晓教授担任了本场讲座的主持工作。

首先,王扬宗教授讲述了中国科学院的组织模式。他分别从世界、历史和社会等角度,向大家介绍了1949年新中国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建立了中科院;1954年中央明确了中科院的定位,即“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但当1956年党中央在“向科学进军”的决策中侧重于中科院时,社会上出现了关于建院体制的争议;争论平息后,中科院在1958至1962年间有了极大的扩张,但随后又进行了院所调整;1964年陈伯达在文件中认为中科院产生不了伟大的科学家仍需要调整;至文革期间,科学院的研究机构被各种肢解和划转,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有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2011年以来,中科院逐步建成了“三位一体”、四类机构和各新研究所的组织模式。

在第二部分,王教授探讨了科学院的学科构成。1950年5月19日起,科学院陆续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建立起第一批研究所;1956年“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任务带学科”的规划原则,但王教授指出这之后执行任务并未能深入解决学科中的关键问题、任务之间也缺乏系统性,总之任务没有带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1961年,“科学十四条”专门论述如何理解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七十二条”对研究所的科研方向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63年的“三十六条”将“理论联系实际”问题转化为对研究工作的分类确定比例,试图化解长期以来科学院在贯彻和落实“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的困境;1982年的院工作会议上,不少人以事实说明基础研究在科学院和全国还是偏少,与会者对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也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包括成立中国工程科学院的建议;1987科学院又形成了“一院两机制”的局面,既“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1992年改为创新)”,一些应用类研究所的学科领域受到撤销、削弱(直至知识创新试点才逐步改观)、少数基础性研究所的学科得到扶持、维持和发展,但总的来说,中科院的学科基础受到较大的伤害。

在第三部分,王教授论述了科学院的领导体制。院部方面,自1949年建院之初院部设一厅三局,1956年,科学院推选了233位学部委员,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四大学部,后来陆续演变为各专业局,成为科学院学术领导架构的基础,但学部委员实际上很快就变成一种荣誉性称号,经过反右及之后的几次运动,这种“荣誉性”也被剥夺;文革后期以原各学部为基础成立业务局,1981年改回各学部;1979至1981年间体制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包括恢复学术委员会、让科学家担任院领导、重建学部,并且以学部为核心建立院领导体系,辞去了院长、党组书记职务,尽管这一章程在1984年已逐步废止,但该章程确定的科技专家治院的原则一直坚持了下来;1984年1月的第五次学部大会,学部委员大会由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取消了由学部委员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和主席团选举院长的权力以及学部在院层面的各种权力,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这些调整促使科学院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使科学院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更好的服务,但也衍生了很多影响至今的问题。

研究所方面,上世纪50年代早期,所长选聘自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一度拥有较大的事权;1956年后,为加强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科学院陆续向院属研究所调配和任命了一批专职党员副所长;至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党委书记或负责人成为研究所的实际一把手;由于绝大部分党员副所长并不熟悉科研业务,1961年在调整整顿时期,中央批准了“科学十四条”,中科院根据其精神出台了“七十二条”,健全了所务会的领导体制、加强了所长职权;1978年中期的院工作会议中决定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和重建研究所学术委员会;1979年底,院属研究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1981年研究所体制进一步改进,但因缺乏明确的责任制,出现了职权责分离的弊病;1984年中计算所、物理所两所试行所长负责制,所长对所内业务、行政工作全面负责,所党委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业务、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作用,至1985年全院实施所长负责制;2011年3月,白春礼院长提出“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在深化研究所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推进现代科研院所建设,深化所长负责制改革,为此,全院各分院于逐步修订了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和所长负责制等四个实施细则,加强所级党委的政治核心和监督保障作用,加强职代会在研究所党委领导下的民主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尤其是加强了学术委员会在研究所学术决策中的作用,但同时仍有些问题亟需解决。

在第四部分,王教授讨论了科学院的历史使命。中科院的前30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办院方针,工作目标是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而不断改变;1978年3月,方毅院长提出中国科学院应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1981年1月,院党组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科学院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作出指示:“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1987年 “全院的主要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与此相应,1988年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一院两制”);1992年《中国科学院工作纲要》修改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1998年的知识创新工程中,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应是:形成和保持强大的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加速最新科技知识的传播、全面推进知识和技术转移、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科技咨询、建设和保持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队伍、不断加强国家知识创新基地建设;2002年科学院年度工作会议将新的办院方针明确表述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2015年2月白春礼院长宣布,为适应新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要求,中科院对办院方针进行调整,确定“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方针,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十九大以来,面对新的国家任务,王教授认为科学院也会提出新的办学方针。

讲座的最后,王教授提醒大家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如功利主义的科学观、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等问题。接着王教授回答了在座师生的积极提问,讲座最终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于乐乐,图/于乐乐】

【主讲人简介】

王扬宗,1964年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史编研组组长。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任职,目前主要从事中科院院史编研和中国当代科学史研究,编著有《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文献与史料选编》、《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简史》(合编)和《中国科学院六十年》(合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