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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7年第11期报道:作为现代社会资源的传统科学文化

  • 王广超
  • 创建于 20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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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3日上午9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第11期在中关村校区S104教室如期开讲。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任定成应邀为大家作了题为“作为现代社会资源的传统科学文化”的报告,国科大人文学院何涓博士担任了此次讲座的主持人。

任定成教授首先着重介绍了从科学角度进行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四种路径。任教授认为从李约瑟开始关注中国科技史之后,四种主要路径为:1)用现代科学的视角理解中国古代的成就;2)将长时段、大尺度、大范围的中国古代资料为现代所用,使其成为现代科学的基本材料;3)利用古代中医知识进行药学研究,对现代医学提供启发;4)利用中国古代的一些科学原理为今天发现新的原理提供借鉴。

第一种路径是李约瑟带来的,但是任教授认为李约瑟“讲开了中国故事,但是讲偏了中国故事”,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让中国古代科技广为人知,但是他用西方语言改造了很多中国的知识,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对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任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永恒问题,不会有答案,而且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即任何文明都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可能性,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现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的、小概率事件。用现代视角理解古代成就的研究路径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制备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砷”的物质,已经得到定论。

第二种路径的代表性工作有竺可桢先生关于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研究,由于时间跨度很大,涉及到考古、物候、方志、仪器观测等资料。席泽宗先生整理的中国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纪录的研究也属此类。第三种路径主要体现在药学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陈竺团队采用砒霜治疗早期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以及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屠呦呦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代中医可以为现代医药学提供启发。第四种路径目前还在尝试,国科大人文学院的陈天嘉博士用蟋蟀作为模式生物,总结了动物行为学中争斗行为的各种策略,丰富和补充了国际上关于动物行为争斗研究的认识。

接下来,任教授重点解释了“传统科学文化资源”,它是中国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程度、方式乃至于知识生产的方式、组织形式等,这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都有关系。之前讲到的四种路径着眼于自然科学的角度,任教授指出还有从人文角度去理解传统科学文化的。比如席文教授关于身心关系的研究。席文和劳埃德合写了《道与名》,对古希腊和古中国的概念框架、知识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这就是人文的角度。还有访谈,研究性访谈不同于媒体访谈,有一套严密的方法,访谈知识的生产者是访谈者而不是被访谈者。这些以人文角度进行的研究在西方被称为“质性研究”,目前关注的热点在仪式和禁忌。此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比如李伯重用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科学史,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

任教授在结语中提到,他希望未来能够有一本像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一样的《中国科学简史》,将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以其原本的形态展现出来。报告结束后,在座师生就量子力学与身心关系、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与任教授进行了讨论。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邵鹏,图/何涓

【主讲人简介】

任定成,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执行院长,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客座教授,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文理学院北京项目访问教授。提出1915-1949年中国社会形成了由6个环节构成的科学的社会文化利用的历史链条,与合作者观察到元素发现史上的3个高峰和3个低谷、通过文献考证和模拟实验解决了中国古代单质砷制备史问题并重建了欧洲人制备单质砷的早期历史、以动物行为学重构了中国传统斗蟋活动中的争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