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晚，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党委考古系教工党支部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副所长应邀进行题为“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解读”的讲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李新伟研究员首先谈论中国考古学诞生背景，引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及进展介绍。20世纪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并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这是第一个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开启了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之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文化西来说种种正深刻地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安特生所提出的彩陶文化西来说再次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引起深思。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国本土考古学家开始独自进行考古工作。李济在西阴村开启调查。结束西阴村发掘工作后，李济认为并未出现十分可靠的证据以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发源于西方。1930－1931年，史语所对城子崖进行正式发掘，证明除了彩陶文化外，中国文化另有一强大根系。这开启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序幕。
万年农业起源孕育优秀文明基因。中国地势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第一级为青藏高原；二级阶梯东北至西南由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湘西群山绵延而成，西以黄土高原为核心；东为各大平原和丘陵组成的第三级阶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促成了原始农业的伊始。中国新石器时代烧制出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陶容器。先民开始对稻米和粟、黍的人工栽培进行探索，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做出特殊贡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奠定坚实基础，培育着以农为本的重要基因。
为掌握农时，中国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斗转星移、四季变化中，以独特的智慧，思考宇宙运行、万物繁育之奥秘。距今近8000年的长江中游高庙文化出土了精致白陶器，其上出现精美繁缛的戳印图像，尤其是有巨大勾喙的神鸟表现的正是高庙文化时期的“天极宇宙观”，“天极宇宙观”的形成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距今7000年后，仰韶文化的彩陶开始繁荣，图案主题最初是对鱼的写实和抽象表现，并有人面鱼身的形象，此后更出现鱼中有鸟的“鱼鸟组合”主题，表达对重生转化的思考和对万物繁育的祈愿。
距今8000－9000年，北方定居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房址的出现意味着定居程度的大大加深。河北尚义四台子遗址发现房址40余座，同时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兴隆洼遗址聚落内的房址成排分布，外围环绕椭圆型壕沟，是较完整的原始村落。地表可见灰土带，灰土圈是半地穴房址被耕土扰乱部分，大体呈东南——西南方向排列，约计十一、二排，每排约十个左右。此外，北京东胡林遗址发现了大量炭化粟，这也证明了原始农业的进展。
以上阶段玉器发展逐渐明确，反映出社会组织的变化。严文明先生将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区，即：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甘青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距今7000－6000年，中华大地整体上呈现中西对峙局面。距今6000－5300年，文明形成进入转折期。
长江流域的凌家滩社会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社会选择“宗教取向”的发展道路。遗址台地中部红烧土铺垫3500平方米，是规模巨大的人工修建工程。遗址最丰富的大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制品。该墓共有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凌家滩玉器多具有宇宙观内涵。其中，玉版上面刻画着复杂的图案：中心双重圆圈代表圜天，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天极，玉版方形的轮廓象征大地。
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红山文化仪式活动中心。面积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遍布祭坛和积石冢。高等级墓葬中几乎只随葬玉器，种类包括猪龙形器、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鸟、昆虫、玉人等。这些均具有一定宗教内涵。墓主人应属于掌握宗教权力的特殊阶层。
从玉器纹饰特征可看出“天极宇宙观”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世俗社会的领导者同时具有最高宗教能力和权力，可以在如同昆虫“蜕变”和“羽化”的通灵状态下，实现与神鸟的转化，与天极之神沟通，维护天极之稳定和宇宙秩序的正常运行。这样的宗教信仰，被以前所未有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物化”，形式包括营建大规模仪式中心，以及用玉等珍贵材质制作仪式用品。
崧泽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阶段。其陶器种类丰富，且讲究造型和装饰。崧泽文化选择了与大汶口文化相似的更加世俗化的发展道路。
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也取得显著社会发展。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该地区的聚落数量和总面积急剧增长，出现超大型遗址和区域聚落等级分化。西坡遗址位于中国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聚落群——灵宝市阳平镇铸鼎原地区西坡遗址。张雪莲等依据骨骼同位素分析的结果,讨论了西坡墓地反映的社会等级。同时发现西坡遗址人群吃猪肉的比例较高。这些反映了统一领导者的存在，以及社会世俗化、集体取向化的加强。
距今6000－5000年这一阶段，古国如漫天星斗般呈现出灿烂的局面。苏秉琦先生将中华大地的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重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伴随着该理论的提出，史前文明“满天星斗”状的分布态势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成为学界共识。
象牙器等高等级材料的传播通常反映社会上层网络的交流。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活动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参考这一理论，“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定义可以表述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
良渚文化存在与其他文化圈交流的现象。玉钺上都有典型的“神人兽面”纹饰。这样的以宗教权力为核心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早期国家的方略，是借鉴红山文化和凌家滩社会实践的结果。良渚文化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形成后的第一个灿烂结晶，是融合式发展结出的第一个硕果。
4300－3800年文化景观。多位学者提出文化发展模式。苏秉琦先生提出“裂变、撞击、融合”模式。良渚的发展应为多文化互动结果，而非崧泽——良渚的单一式发展道路。多个遗址的玉器中重要因素的传承、图案也反应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和小麦、羊、牛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传播而来，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注入新鲜因素。这也让石峁遗址所代表的陶寺文化盛开一时。陶寺文化衰落后，二里头遗址开始兴起。
考古探源揭示了我们的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在距今4000年前后，由“天极宇宙观”发展出“天下政治观”，开始了对广域、多元、一统的“文明型国家”的创新性政治构想。在覆盖长江、黄河及辽河流域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以“多元一体”的形式展开。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历程中开辟的独特道路，以及在此历程中孕育的突出特性和深远文脉，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根源。
最后，讲座在师生们热烈的提问和交谈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