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9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党委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研究员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内蒙古先秦考古概述与科技考古建设思考”专题讲座。
孙金松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内蒙古的地理环境条件，其东西跨度大，与甘青、中原、西辽河、境外草原等邻近地区关系密切，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态势。
内蒙古汉以前考古可分为四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与秦汉时期，与中原地区的发展阶段基本相同，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之有所差异。
一、石破天惊化利器
旧石器时代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目前为止，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东部与东南部，达30余处。其中以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遗址、鄂尔多斯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乌兰木伦遗址，锡林郭勒发现的金斯太洞穴遗址、呼伦贝尔发现的扎赉诺尔蘑菇山北遗址最为典型。
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的大窑村，出土了大量石制品以及动物化石等。该遗址是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裴文中和吕遵谔等先生鉴定，认为大窑石器制造场遗址年代为距今70万（50万）年至1万年前，与周口店遗址年代相当，是一处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
萨拉乌苏遗址位于乌审旗无定河镇大石砭村至大沟湾村。1923年桑志华和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组成一支考察队，在萨拉乌苏河边的小桥畔村作了重点发掘，发现了45种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其后德日进意外发现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古人上门齿，取名为“鄂尔多斯牙齿”（河套人牙齿）。20世纪40年代，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首先使用了“鄂尔多斯人”（河套人）和“鄂尔多斯文化”（河套文化）这两个专用名词。萨拉乌苏石器属于贾兰坡先生提出的华北地区“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峙峪系”或称“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被命名为“萨拉乌苏文化”。萨拉乌苏遗址是鄂尔多斯地区时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址，距今约14-7万年。
乌兰木伦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康巴什2号桥东乌兰木伦河北岸，年代距今约7-3万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至2012年底，乌兰木伦遗址共出土13000多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工具三类，出土15000多件古动物化石。该遗址出土遗物的数量与内涵之丰富，为在内蒙古、华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增添了新的材料，推动了中国旧石器分期的理论研究。
金斯太洞穴遗址位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大草原，距今3-1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至晚期之末。出土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动物化石等。该遗址对于研究东北亚地区晚更新世古人类迁徙与交流、石叶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东西方石器技术交流（欧洲勒瓦娄哇剥片技术）及新、旧石器过渡等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重启相关考古发掘工作，希望能从隔梁中提取样品进行多种科技分析，对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研究提供新材料。
二、满天星斗耀九州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历史发展情况的不同，内蒙古地区有两大区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频繁：一是内蒙古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和大凌河支流地带；另一区域是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流域和环岱海山岳地带。
内蒙古地区开展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较多，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2000余处，主要集中于中南部（黄河文化圈）及东南部（西辽河文化圈）地区，二者文化面貌差异显著，呈现出“多元辐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相关研究亦较为深入，对建立和完善内蒙古地区乃至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以及探索聚落体系、社会组织、经济形态、文明程度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黄河文化区
内蒙古中南部的黄河文化圈与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地区的典型遗址包括裕民文化遗址、石虎山遗址、阳湾遗址、白泥窑子遗址、王墓山坡（上、下）遗址、庙子沟文化遗址等。
裕民遗址距今约8400年，属于前仰韶时代，与裴李岗文化、兴隆洼文化及白音长汗遗址年代相当。聚落遗址规模不大，可能由十至二十几个房址组成，呈坡状分布，这在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尚属首例。从房址的建筑遗迹看，存在双层立柱的保护或有保暖的功能。在部分房址内，有多处用火痕迹，灶上的灰烬土堆积较高。从出土的大量兽骨和生产工具分析，该遗址人群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陶器胎质、火候及制法等反映出其制作的原始性，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用年代约距今8000年。从裕民遗址发现的石器、陶器组合初步分析，该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还没有完全体现，可能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遗存。
四麻沟遗址出现了长方形房址，与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的房址呈现高度一致的现象。内蒙古中南部的房址经历了由圆形到圆角长方形再到方形的转变。
距今7000-6000年的石虎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与裕民遗址相比更成熟规范，纹饰排列整齐，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趋于一致。
岔河口遗址聚落遗址外围发现环壕，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其中出土典型仰韶文化陶器。这一环壕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多重环壕的传统联系紧密，体现了聚落的核心意义。岔河口遗址仰韶文化风格遗物丰富，以陶器为主，按用途可分为陶容器及陶制品，与仰韶文化的北扩密切相关。孙老师提出，我们能否利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佐证？此时彩陶文化已经进入到了高度一致的时代。相似的彩陶是代表了内蒙古本地人群对中原制陶的模仿？还是中原彩陶作为商品流入，抑或是中原的匠人到北方制作而成？此类问题最大的突破口就在于科技考古。
阳湾遗址除了发现有平台建筑外，已出现了核心大聚落，由此可见此时的居址布局已呈现团聚式小聚居大聚落的模式，类似于姜寨遗址，是中原地区仰韶时代最典型的聚落特征。
进入仰韶时代晚期，庙子沟遗址出现双耳彩陶罐，彩陶风格趋于复杂化，部分纹饰与马家窑文化相似。仰韶文化在庙底沟二期进行一次大规模整合后，以彩陶为载体的趋同局面越发明显，甘青地区与庙底沟二期的彩陶文化对撞的阶段结束。
考古发掘工作表明，龙山时代最典型的城址为石峁遗址。如果说石峁遗址是一个首都的话，则内蒙古发现的石城更类似于省会，出现内城与外城的布局特征，其中后城咀石城最具典型。
后城咀石城址位于清水河县宏河镇境内，由内城、外城及瓮城构成，东西长约1200、南北宽约1150米，面积约138万平方米，是目前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石城址。2019年至今累计发掘4000余平方米，揭露主城垣、主城门、马面、墩台、台基、壕沟、地下通道等重要遗迹20余处。地下通道遗迹主要位于外瓮城区域，极有可能连通内、外瓮城区域，可能属于后备防御设施。从城市建设组织的方面而言，后城咀石城代表着程度较高的社会复杂化。
后城咀石城直入式的主城门结构及曲尺形的入城方式，兼具中原城市和北方城市双重文化因素。壕沟、半月形瓮城以及主城墙构成的城防体系与中原地区城址结构趋于一致。出土遗物显现出多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以玉璧、玉铲、玉刀为主的玉器组合彰显了华夏文明礼制的重要影响与独特地位。
2.西辽河文化区
西辽河文化圈与黄河文化圈的文化面貌存在明显差异。西辽河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文化可追溯至兴隆洼文化遗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发现有聚落房址、环形壕沟、墓葬、灰坑、窖穴等大量遗迹，并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及动植物标本等，属前仰韶时代晚期（距今8000-7000年）。兴隆洼聚落外侧为环壕，内侧是成排分布的房址，布局规整，秩序井然，显然经统一规划营建而成，是国内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经过全面考古发掘的一处原始聚落遗址。人猪合葬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尚属首例。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陶器较为规整；玉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玉器之一，是中国古代玉器传统最重要的源头之一。骨器出土数量较多，保存较好，磨制精细，主要有刀、锥、针、两端器、叉状器等。出土骨笛1只，有完整的7个音阶，是目前西辽河流域发现的时代最早、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西辽河地区的人们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术，但在时间上可能稍晚于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骨笛。兴隆洼文化以前的西辽河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尚不清晰，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白音长汗遗址位于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白音长汗村，发掘面积7264平方米。探明环壕围沟2条，清理房址85座，灰坑96个，墓葬23座。房址中心发现石雕人像，体现了原始的崇拜。出土了做工精致的玉蝉和玉玦。白音长汗遗址遗存丰富，基本涵盖了西辽河流域从早到晚各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赵宝沟遗址（距今7500~6500年）位于敖汉旗新惠镇东南部赵宝沟村，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遗址西南、东南为自然冲沟，西北部为居住区，东南部为祭祀遗迹。居住区内有大量房址，目前已探明89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有大、中、小三种，所有房址均按东北——西南向成排分布，整个聚落房屋布局经过统一规利和精心设计，层次分明。最大的一座房址位居该区的中心部位，每排中亦有一座相应的中心性房址，从而形成了普通性房屋、单排里的中心性房屋、整个聚落里最大的中心性房屋三重结构。赵宝沟遗址的筒形罐和之字纹体现了其对兴隆洼文化的继承。鹿纹陶尊证实了这一时期先民对于艺术的追求出现了新的高峰。赵宝沟遗址出土器物以陶器为大宗，主要为生活器皿，绝大部分为夹砂陶。石器数量仅次于陶器，有大量石耜、石锄、石斧、石磨棒、磨盘等生产工具，还有纺轮、藏储器具、制陶工具，以及较多的鹿、狍等野生动物残骸等，可知该时期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狩猎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还有其他一些辅助经济。
远在长江流域的凌家滩文化发现的玉箍、玉人以及双联璧与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别无二致，此类玉器及原料的传播途径及其原因仍有待研究。传统考古学仅能对其形制进行对比研究，科技考古研究有助于探究原料产地等方面的问题。
魏家窝铺遗址（距今约6000年）位于红山区文钟镇三眼井村魏家窝铺自然村东的丘陵地带，魏家窝铺遗址由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环壕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落遗存。房址呈西北——东南向成排分布，排列较为整齐，均为半地穴式。房址打破了西辽河流域的布局传统，但也体现了聚居的态势。魏家窝铺遗址地处已发现的众多红山文化遗址的核心地带，是内蒙古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址。遗址带有环壕，在已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存中尚属首例。魏家窝铺遗址不仅保留着以筒形罐为代表的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还接受了来自燕山以南的文化影响；聚落布局既显示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方特征，也具有华渭文化区的某些特点，体现出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
哈民遗址（距今5500-5100年）位于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偏南约20公里，介于西辽河与新开河之间，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哈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证明科尔沁地区广泛分布着一支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介于辽西、松嫩、吉长三大考古学文化区之间。清理出土房址78座，墓葬14座，灰坑57座，环壕2条，发掘总面积达8200余平方米。发掘收获珍贵遗物1000余件，其中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极其精美的玉器。在78座房址中发现了一些较为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遗存，这一情况再现了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房屋的构筑框架。房址火烧后保存了房屋顶和墙体部分木质结构的遗迹。哈民遗址的玉器完全集中出土于房址之中，可能为死者生前佩戴的小型装饰品，应为实用玉器，其功能与红山文化礼制玉器不同。此外，两者在器物组合、工艺特征、加工技术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代表了不同的“玉器工艺集团”。哈民遗址的17座房址中还发现了凌乱堆放的大量人骨遗骸，其中，19平方米的F0号房址内有98具人骨遗骸，这98名死者经过人为移动，仅发现一件小玉珠。F46内可见22具人骨，出土有精美玉器。哈民遗址很可能在五千多年前因为某种突发急性传染病（瘟疫／鼠疫）导致聚落毁灭。
三、文化曙光照海内
进入夏商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仍然延续了新石器时代的传统，文化面貌仍存在差异。随着长城的修建与诸侯国的统治，黄河文化圈首先进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互的阶段，此时西辽河地区进入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直至东周时期才进入早期游牧与农耕交互的模式。
1.黄河文化区
朱开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1977年开始发掘，累计发掘面积2700平方米，发现居住房址83座、灰坑（窖穴）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以该遗址命名的朱开沟文化年代处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遗址发现的房址绝大多数为浅穴式或地面式单间建筑。墓葬大多数分布在相对集中的几个小区内，大多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多数为平面呈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朱开沟遗址的时代上限约为距今4200年的龙山时代晚期，下限约相当于距今3500年的商代前期，整个遗址前后延续了约800年。朱开沟文化的确立，证明距今4200年前，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居住着一支具有明显自身特征的人类集团，他们在本地区生存发展的同时也吸收、融合了部分来自周邻地区的文化因素。朱开沟遗址的陶器群以发达的三足器特别发达而著称，尤其是以“花边鬲”“蛇纹鬲”“三足瓮”“带钮罐”等器物构成的特有组合，不仅地域鲜明，而且独具特色。出土器物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3类。其中一些青铜兵器、工具的发现，特别是因为拥有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而备受瞩目。
西岔遗址位于清水河县单台子乡西岔村。遗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累计揭露面积8100平方米，清理灰坑747个，墓葬105座，房址59座，陶窑8座，出土丰富的陶、石、骨、铜、金器等遗物。以管銎斧为代表的铜器体现出明显的草原风格，而高领罐、袋足鬲、双耳盆等陶器则明显与山西中部忻州地区游邀遗址出土陶器接近。西岔遗址可划分为仰韶、龙山、朱开沟及西岔四个文化阶段。其中西岔文化的年代处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弥补了商周之间的空白。
西麻青墓地位于准格尔旗魏家乡杜家村东北，面积约3000平方米。1998年清理墓葬19座，出土一批随葬品，出土有典型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文化特点的鬲、罐、盆陶器组合及具有北方系青铜器特征的带扣、工具及饰品，这种共出的现象为本地游牧经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墓地的年代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忻州窑子墓地位于凉城县永兴镇忻州窑子村，面积约15000平方米。清理墓葬69座，相互间未发现叠压打破关系，排列有序，应该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而且规模较大的氏族墓地。发现铜、陶、骨、玉石器等数百件。忻州窑子墓地典型的草原式动物纹牌饰与周文化折肩处施附加堆纹的平底罐并存。对此类青铜器及其矿料的来源、传播路径、生产模式等的探索都需要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的支持。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体质人类学结果表明，忻州窑子墓地的居民由具备北亚和古中原体质特征的两类人群构成。但在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方面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别，可见两类人群在文化上已经融合为一体。北亚人群的南下与内蒙古游牧经济的形成密切相关。
毛庆沟墓地位于凉城县永兴镇毛庆沟村北2公里处，1979年对其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79座，是一处氏族和公共墓地，排列顺序大体东西成排，南北成行。随葬品以装饰品数量最多，并有武器、马具、陶器随葬。毛庆沟墓地的年代介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小双古城墓地位于凉城县八苏木乡小双古城村东南1公里的向阳坡地上，地处岱海南岸王墓山的北坡。清理墓葬15座，发现有铜器、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出现了黄金制品。墓地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小双古城墓地流行偏洞室墓，殉牲的数量较多，而且种类为羊、牛、马，不见猪和狗，反映出浓厚的游牧经济色彩。研究表明，此类葬俗的源头可能是分布于甘肃中部的沙井文化。
新店子墓地位于和林格尔新店子乡。清理墓葬56座。墓葬形制较为多样，有竖穴土坑、洞室和偏洞室墓三种。随葬品种类颇丰，包括青铜器、陶器、金器、骨器、石器和玉器等。陶器仅见偏口壶。青铜器有戈、短剑、刀、锥、镞、针管、带扣、扣饰、虎头形泡饰、节约、耳环、铜环、连环饰、联珠饰、匙形器、长方形带饰等。金器仅见金项饰。此外，还见有针管、镞、弓弭、针、匕等骨器，以及砺石、玛瑙珠饰、绿松石饰等玉石玛瑙器等。墓主人皆为北亚人种，殉牲动物头蹄且基本不见随葬陶器，青铜器以腰带饰品为主等为特征。
阿鲁柴登墓地位于杭锦旗阿鲁柴登，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北部边缘。1972年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金银器。1973年经调查发现大量金、银器，还有石串珠等饰品。金银器风格沿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新颖、做工精细，应为高等级人群所拥有。年代为战国晚期。
2.西辽河文化区
夏家店遗址群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夏家店村北英金河北岸临河一带的几个低缓的山丘上。发现两种文化，确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商周之际至春秋中期，距今约3000-26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相对较薄，夏家店上层文化堆积较厚。发现有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及动物骨骼等。遗址内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遗物数百件，其中陶器、石器为大宗，骨器相对较少，玉器最少。其中二道井子遗址中房址数量众多，结构独特，并且在同一位置重复建筑，多层叠压，圆形土坯房址内外活动面保存极佳。大甸子遗址具有宽厚的夯土城垣、建筑考究的房址、成组组合且等级差异明显的随葬彩绘陶礼器群、来源复杂的精美玉器、具有高等级权力象征的北方系青铜器等特征，都城性质可见一斑。南山根遗址位于赤峰市宁城县八里罕镇的东北约4公里坤都河上游的南岸，包含两种性质的文化遗存，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该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和金饰件、绿松石等。铜器种类很多，有容器、工具、兵器、车马具、牌饰等。小黑石沟发现大量诸如鼎、簋、铺、盨、壶、匜等不成组合的西周青铜礼器，体现了与西周文化的密切关系；而大量如青铜环耳鬲、双鋬鼎、四足盘、立兽纹豆、双联罐、四联罐、六联罐、六联豆罐、仿皮囊器的铜扁壶等青铜容器和大量装饰有动物纹饰的武器、车马具、工具、牌饰的出土，则在体现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的同时，彰显了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
四、多元一体谱华章
进入秦汉这一大一统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趋于一致。
福路塔墓地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柳树湾村福路塔社新村东北约300米处的坡地上。共清理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31座，祭祀坑1座、沟1条。墓葬以单人墓为主。墓向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东西向墓的数量约是南北向墓的两倍余。墓地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茧形壶、蒜头壶、扁壶等秦文化特征器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该墓地是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墓葬群。与福路塔墓地文化性质相同或相近的遗存，在鄂尔多斯其他地点也有发现。这些遗存的形成当与战国晚期前后秦国势力逐步向北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扩张有关。随葬陶器组合以瓮、罐、缶、壶、釜等日用器为主；其中壶、釜种类繁多，有盘口壶、蒜头壶、茧形壶以及颈饰一周凸弦纹的壶。铁器多已锈蚀，主要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马具、武器、饰品等。骨器较少见，有骨梳、长条形穿孔骨片、长方形骨牌饰等。此外，大部分墓葬普遍见有红色漆皮，均已朽蚀严重，可辨器形只有漆盘；另有少量的银耳环、石环、石球、石饼形器等。
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及周边墓葬位于和林格尔具土城子行政村北1.55公里处，东傍蛮汗山，北依大青山（古阴山），西濒黄河水道，南扼古道杀虎口，地处中原通往漠北的山口要沖地带。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1240米，南北2290米，由西城、南城、北城、中城城四部分组成。西城系秋战国时期城址；南城成系汉代城址；北城系唐代城址；中城系魏晋域址，后后唐、辽金元时期沿用。古城周围埋葬有上万座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古域内遺迹有房址、灰坑坑、水井、窖藏、道路、墓弗、瓮棺弗、城垣、城壕等。北城西城和林格尔盛乐古城在历史上为古“襄”地，战国时期为赵国云中郡管辖，汉代为定襄郡成乐县,北魏为盛乐都城所在，隋唐时期为单于大都护府管辖，历史序列完整，文化积淀深厚。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历经东周、秦汉、魏晋、隋唐、辽金元等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长达2000余年，这在内蒙古地区独一无二，在全国范围来说也属罕见。此外，该城处于中国北方农牧结合带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又赋予其特殊历史内涵。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地区出土文物较为丰富、延用历史时间最长的古代城址，是研究我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沙金套海城址及周边墓葬位于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墓葬分布极为密集，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墓葬均为青砖砌壁的长方形砖室墓，多数为中、小型。出土各类遗物100余件，随葬品分为实用器、明器和装饰品三类。以陶器居多，多摆放于墓室前端两侧器物组合多为壶、罐、仓、灶、井、鼎、屋、鸮壶、俑等，其中俑、屋、鸮壶较具有地域特色。其余随葬品均为随身小件如有铜带钩、铜印、琉璃耳挡玉扣饰和“五铢”钱、“大泉五十”钱等。出土时口含、手握或随身携带。此次发掘的考古资料，丰富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汉代考古资料，也为研究汉代朔方郡北部居民生活、丧葬习俗等方面提供了实物佐证。
沙梁子古城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沙梁子村西北。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约550米，东西宽约270米，为西汉时期云中郡属县城。共清理建筑台基2座、灰坑65个、灰沟1条、墓葬4座，夯台建筑1座。其中，夯台建筑基址位于城址中部，平面长方形，略呈西北东南向，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21米，几乎将城分隔为南北两半。建筑为四面有宽厚夯墙的长方形建筑。夯台上主要结构有柱洞和沟槽。从遗迹现象可知，这是一座残存面阔16间、进深2间的大型夯台内带沟槽的建筑该建筑使用时间为西汉早期偏晚到西汉晚期。
总体而言，内蒙古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在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中的一颗璀璨明星，以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阴山之南，“大窑文化”人群曾与“北京周口店人”长期共存，共同呼唤着中华大地上的文明曙光；青铜时代两种经济形态人群及文化面貌并存，合力共创辉煌，夏家店下层文化标志着生活在内蒙古大地的早期先民已由古国文明跨入方国文明；东部扎赉诺尔文化与周边的诸考古学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升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西部黄河几字弯内，长城与黄河共同培育了农耕与游牧并存的文明形态。这一时期内蒙古作为中原文明向北开放的桥头堡与草原文化进入中原的过滤器的作用显著体现，沟通南北，串联东西。历史时期东西部地区各古代文化的发现，见证了内蒙古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之中的发展历程。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萨拉乌苏文化等一个个遗址遗迹散布在内蒙古大地上，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民族奔涌向前的文化长河之中，与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一样，为中华文化增添着瑰丽的色彩。
最后，孙金松研究员强调，内蒙古的考古工作历经近七十年，数代内蒙古考古人大致梳理出了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骨架”已经建立，但仍需要科技考古研究者为其增添血肉，使其更加鲜活，将内蒙古的考古故事讲述得更加深入清晰。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就红山文化的西传、内蒙古地区东周时期的殉牲现象、朱开沟文化的生业模式等问题与孙金松研究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