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7日下午，应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党委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工党支部的邀请，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来到国科大玉泉路校区，为师生们带来“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进展与展望”的专场讲座。讲座由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创系主任王昌燧教授主持。
讲座中，王建新老师梳理了张骞出使西域前后东西方交流的情况，系统回顾了丝绸之路的考古探索历程，并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未来的工作提出展望。
一、考古所见张骞出使西域前后的东西方交流
距今约12000~10000年间，西亚、北非、南亚和东亚开始出现早期农业。其中，西亚、北非、南亚的三大文明之间具相似之处，它们的农业均产生于降雨量较高的高地，互相之间有交流交通。中亚地区自身产生的文明则接近空白。距今5000年前左右，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发生了东西方人群与文化的交流，但这一时期的中国没有与西方交流的直接证据。
重大变化发生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在此期间，北方森林草原地带的人群南下，西部伊朗-高加索一线的人群东进，南方印度河流域的人群北上，东边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人群西进，在新疆和中亚地区交汇融合，共同创造了这些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考古证据也为这一时期麦类东传、小米西传的路线提供了重要证据，表明在沙漠绿洲之路上的东西方交通和交流已经开始。
1927~1949年间，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了巴泽雷克冢墓（公元前5~前3世纪），这批墓葬出土了具有典型楚文化特征的丝绸、铜镜残片、漆器等，证明张骞出使之前，丝路上的交通和包括丝绸在内的贸易就已存在。此外，除了民间的交流，由国家建设和管理的从欧洲经西亚到中亚的交通路网开始形成。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第一帝国建立，到后来亚历山大东征，这一过程中欧洲、北非、西亚和中亚的陆路交通路网得以完善，并开通了欧洲通往印度河流域的海路交通。
约公元前138年，张骞以联络大月氏为任务出使西域。这一国家行为，标志着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此后，丝绸之路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起伏。王建新老师总结到，长期以来，丝绸之路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共生、技术传播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中西方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角度并不相同，中国多将其视为政治外交之路，西方则认为是经济贸易之路。
二、我国学术界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落后局面亟需改变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西方学者率先提出，在一百多年来，欧美、俄罗斯、日本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持续不断，占有了研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一现状至今仍未改变。正因如此，西方视角、欧洲中心论成为了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特征，导致已有成果和认识存在偏见、空白和缺陷。西北大学教授黄文弼先生最早在甘肃、新疆等丝路沿线地区开展研究，成为我国丝路考古研究的开创者，但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主要研究限制于丝绸之路国内部分，而缺乏境外丝绸之路研究的话语权。
在介绍了一些“丝路申遗”的成功与教训之后，王老师强调，丝路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视角，必须还要有东方视角，这样才能正确了解和认识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本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开展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工作。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起步不久，今后应通过东方视角下的丝路考古研究，发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国声音。
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进展与收获
接下来，王建新老师重点介绍了西北大学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上所做的工作与成果。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北大学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月氏是原活动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游牧人群，受匈奴打击被迫西迁，其故地既有境内也有境外。经过长期探索，王老师认为月氏人在西迁之前的活动范围应当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地区，包括蒙古草原的西部。
2009年开始，该项研究工作进入中亚，逐步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康居、月氏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王老师为现场听众介绍了一些研究进展，如中乌联合考古在西天山地区以北的撒马尔罕盆地发现古代康居文化遗存，在西天山以南发现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山前分布，偏室墓、单人直肢葬）。随着月氏文化遗存的确认，研究人员开始探讨其与贵霜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去的工作集中在城址的发掘，因此，寻找早期贵霜的墓葬成为一个需要突破的问题。贵霜人与灌溉农业相关，王老师认为此时耕地紧张，墓葬应当分布在山区，由此很快发现了规模庞大的墓葬群。现在考古资料证明，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这一传统观点并不正确，贵霜帝国的建立者实际上是贵霜人。
近年来，国际合作上也取得了新进展，随着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工作座谈会的举办，各国学者取得开展多边合作的共识，开创了多国合作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形势。
四、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工作的展望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王建新老师提出了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工作的几点展望。（1）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需要理论创新。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游牧文化的研究存在误会和偏见，认为游牧就是“逐水草而居”，实际上游牧中有定居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过去的研究忽视了聚落遗址，王建新老师团队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改写了传统看法，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的内涵和考古研究的内容。（2）需要科学正确的工作方式。通过20多年的实践，王建新老师团队总结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考古工作方式。（3）需要多学科、多单位合作。（4）应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围绕大遗址保护开展的考古工作具有重整体、重系统、重保护的特点，即彰显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5）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应促进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6）构建支撑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工作平台，目前已建设“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王老师还提到，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建设的中亚丝绸之路考古工作基地将尽快启动，将为后续工作提供保障。
讲座结束后，国科大考古系师生积极提问，针对有关游牧定义、农牧交错带出土的陶器、斯基泰三要素等物质文化性质判定及其作用等问题与王建新老师展开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