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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讲堂M952报道: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

  • 图文/匡瑞杰 审校/蒋洪恩
  • 创建时间: 202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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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27日,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韩建业教授为国科大师生带来明德讲堂M952期讲座。讲座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教一楼115教室与玉泉路校区教学楼阶一5教室举行,主题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讲座由国科大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教授主持。

主讲人韩建业教授

        韩建业教授首先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何时开始、如何发展及有何影响的提问出发,介绍了《彩陶之路——考古所见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亚欧世界体系》一书的研究核心内容,并引出此次的讲座主题。韩教授认为,如果以陶容器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遗存的空间分布和起源传播,可将丝绸之路前全新世大部时段的亚欧大陆大致划分为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屿在内的“早期东方文化圈”;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包括西亚、北非、中亚南部、南亚和欧洲南部在内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东、西两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通过对这三个文化圈内的陶器(彩陶)、金属器、农作物、家畜等物质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分析,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大致脉络进行梳理。

        东西方之间早期的文化交流的第一阶段是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前后主要是甘青地区和中亚南部的彩陶交流。主要证据有在青海民和阳洼坡遗址发现的一件庙底沟时代末期阶段的彩陶盆,上饰斜线和锯齿组成的菱形纹,与中亚南部纳马兹加文化(Namazga culture)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较大相似性。锯齿纹菱形图案在中国西北地区并无确切来源,而在中亚南部广泛盛行且传承有序,存在从中亚传播而来的可能性。甘肃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被推测为权杖头,而权杖头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公元前三千纪前叶主要是中国西北和中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马家窑文化的几件陶盆上彩绘有舞蹈纹图案,类似图案在西亚和东南欧等地从约公元前9000年开始就较为常见。其他出土实物证据表明,甘青地区和克什米尔间、新疆西北部和欧亚草原间也存在文化交流。铜石并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已经涉及草原、绿洲和高原三大通道,包含彩陶、羊、牛、黍、麦等多种因素,尤以中国甘青地区与中亚南部、克什米尔之间的“彩陶之路”最具代表性。

        青铜时代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其早、中、晚不同阶段,交流的方向、内容、程度都有较大不同。在青铜时代早期,中亚南部文化因素继续向中国甘青地区渗透,同时或稍晚,中国北方和阿尔泰地区之间开始频繁互动。中亚南部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可能对中国甘青和新疆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表现在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人物雕塑、土坯等方面。公元前2500年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广泛的文化联系,主要证据是一些具有相似性的存在于石雕与岩画之上的人面形象。另外,神木石峁、木柱柱梁等老虎山文化遗存中,还发现大量绵羊、山羊、黄牛等家养动物的骨骼,有来源于甘青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两种可能。小麦、黍的互传也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公元前2000-前1500年之间的青铜时代中期,欧亚草原中西部地区的塞伊玛·图尔宾诺(Seima-Turbino)-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系统强势崛起,对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早期东方文化也深受影响。但中国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此时中国已经形成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比如,背面有钮并装饰填斜线三角纹的铜镜,尽管可能受到过西方铜镜的启发,但基本是甘青地区的发明,稍后并向东影响到殷墟文化铜镜的出现,向西传播到新疆中东部地区。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青铜时代晚期,阴山、阿尔泰山、东天山地区文化开始向西强烈影响,当然反方向的影响仍然存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向米努辛斯克盆地的传播,新疆中东部陶圜底罐向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咸海-鄂毕河流域的影响,东疆彩陶向中亚南部的渗透,基本都属于“东风西渐”,和青铜时代中期的“西风东渐”为主有了根本性转变。当然,偏南的绿洲之路也还存在反方向的影响,但其程度较弱。总体来看,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的重点在欧亚草原的“金属之路”。从青铜时代早期源于西方的彩陶、符号、雕塑、铜器、小麦等文化因素的传播,经青铜时代中期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强势东向拓展和影响,到青铜时代晚期东方文化反过来西向影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增加,东向的影响已及于中原和内蒙古东部,终于将亚欧大陆东西部联系整合成一个超大的欧亚文化圈。

        早期铁器时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三阶段,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在早期铁器时代前期,中国北方地区和欧亚草原中部文化联系十分密切。自公元前十世纪以后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在欧亚草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之间颇为相似的畜牧色彩浓厚的文化,都流行短剑、马衔、马镳等器物,显示其交流密切。尤以中国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最为密切,总体以自东向西的影响更为明显。西周时期西方人形象在陕甘地区的发现和西周时期高钠釉砂等对中国腹地的影响及春秋时期长城沿线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游牧文化的交融 ,都显示出东西方文化间密切的交流。早期铁器时代后期或者战国时期,欧亚草原大部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已经交融联系为一个大的游牧文化带,伊朗-中亚南部可能也和中国腹地存在文化交流。此时阿尔泰及以西地区突然开始盛行的束颈圆弧腹的壶类陶器,当与来自阴山-天山沿线地区的文化影响有关,而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更是见有中国腹地典型的丝织品、漆器、山字纹青铜镜等,丝织品更可能已经传播至印度、伊朗甚至爱琴海地区。另外,战国时期铸铁已经传播到新疆西部,甚至有可能及于中亚地区。可见战国时期不但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而且交流的范围也扩大到中国腹地。不过,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物品直接传入欧亚草原,而欧亚草原基本只有文化因素渗透进中国腹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此后,韩建业教授对整场讲座的论述做出了总结。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正好历经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三大阶段,形成草原北道、绿洲中道和高原南道三大通道。就交流方式来说,早期的东西文化交流主要以人群生活空间的渐次扩展和迁徙流动为主,文化交流更多体现在技术和思想上的交流,而非物品的直接交流。就交流影响方向来说,有时候西风盛,有时候东风强,但多数时候和总体上是互相交流的关系。东西文化交流的三大阶段,恰好对应东西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每个阶段的文化交流都为东西文明带来新鲜血液,促进了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塑造了早期东西文明的气质和内涵。远距离的间接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虽然从未从根本上动摇早期东西文明各自的深厚文化基础,但却对早期东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看得见的促进作用,为之后“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加讲座的同学

        最后,蒋洪恩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韩建业教授对老师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本场讲座也在积极的交流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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