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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讲座”2017年第18期报道: 当代医学的成就及其困境

  • 王广超
  • 创建于 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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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4日上午9点30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与人文”讲座第18期在中关村校区S202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张大庆教授作了题为“当代医学的成就及其困境”的讲座,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何涓博士主持了讲座。

张大庆教授首先从如何评价当代医学引入,指出当代医学的悖论,即既是最好之时,亦为最糟之际。一方面医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生命质量和降低了死亡率,但它也伴随着疾病和伤残的扩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的代价;另一方面临床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但随着现代社会知识型病人的形成,他们对医生的信任在下降,医学职业的荣耀也在减弱。因而,这就导致了现代医学越发达,人们对替代医学越有兴趣。

对于如何理解人们对医学的抱怨,以及如何理解当下医学的困境的问题,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审视了当代医学的演化,以现代医疗卫生保健的四次浪潮为重点进行了阐述。

第一波浪潮发生在1830至1900年,主要表现为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的兴起。1836年,英国颁布了《出生和死亡登记法案》。1842年,查德威克出版了《英国劳动阶层卫生状况报告》,进而在1848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卫生法《公众健康法案》。随着卫生调查、统计与卫生立法的发展,公共卫生学科得以建立;在细菌学领域,巴斯德提出了传染病的细菌病原学说,科赫发明了固体培养基,确定了病原体;现代外科、消毒防腐技术也逐渐具备了现代医学的雏形。在此时期,西方现代医学也传入了中国,主要表现为牛痘接种的传播和教会医院的建立。

第二波浪潮始于1890年,终于1950年,主要表现在医学科学与技术的突破。首先,随着伦琴X射线的发现和心电图的发明及应用,诊断技术掀起了一场革命。其次,德国医学家艾利希(Paul Ehrlich)发现了能特异性杀灭病原微生物的606药物,多马克(G. Domagk)发现了具有抗菌作用的磺胺药,进而弗莱明等发现和制造了青霉素等抗生素并用于感染性疾病的治疗,药物学领域也产生了一场革命。

第三波浪潮则处于1940年至1980年之间,随着世界卫生组织(WHO)、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二战后的成立,社会保障体系下的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52年,沙克发明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VP)技术,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直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人群实验。1972年,计算机断层成像(CT)也用于医疗诊断领域。1979年,WHO宣布人类彻底消灭了天花病。

第二、三波浪潮在世界医疗范围内兴起的同时,中国医学的现代化进程也逐步向前推进。近代中国危害人们生命和健康最为严重的传染病有霍乱、细菌性痢疾、伤寒、天花等。1910年在中国本土召开了由伍连德主持的第一次国际医学会“万国鼠疫会议”。中央医院、协和医院、雅礼医院、南京中央医院等一批现代医院也逐渐建立,广州卫生局等卫生行政体系、海港检疫处在1930年代也得以确立。妇产科领域,杨崇瑞创办了北京国立助产学校,新式接生法得以传播。乡村卫生在20世纪30年代也受到了重视。战时中国的医学发展表现了国际合作的特点,白求恩在延安和平医院的贡献、美国为中国建立血库,以及林可胜作为军医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卫生条件得以改善。

第四波浪潮为1960至2000年,人们的基本卫生状况大大改善,但个体患病的风险在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健康预期日益提高,而以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却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当代医学又面临实践和观念层面上的新问题,疾病流行的全球性影响和控制的全球性努力都导致了当代医学的悖论。另外,来自文化型病人方面的挑战也加剧了这一矛盾。

最后,张大庆教授呼吁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精神,医生重塑职业价值理念,认为只有“博学而人道”的医生才能赢得病人的信任,才能担负当代医学的社会责任。

报告结束后,张大庆教授与师生就群众医学政治、当今医疗困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张会丽,图/张会丽】

【主讲人简介】

张大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兼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医学人文素质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医学史学会(ISHM)科学委员会顾问。